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王阳明思想）

1.王阳明思想核心

明朝中期，皇帝昏庸，宦竖专权，政治腐败，军备废驰，整个社会仿佛是风雨飘摇的暗夜而随着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市民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冲破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束缚、寻求解决社会矛盾良方的呼声越来越高，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集心学之大成，崛然而起，“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成为一代圣哲，其心学代表作《传习录》也成为中外人士传读修习的圣书。

2.王阳明思想主张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 年)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诗礼之家父王华，字德辉，号实庵，人称龙山公，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3.王阳明思想的影响

王阳明生当明代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崩颓之际，这样的历史环境给以天下为己任的他提供了施智展才的机遇，使得他以其辉煌的事功和杰出的学说“文事武备”，成为“儒学第一流人物” ，成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王阳明思想精髓十句话

王阳明一生事功赫赫，封伯赠侯，超然人圣，学名昭昭而其学术与事功的发展脉络大体相应，大约可以正德初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据文献记载，王阳明生有异质，卓然不凡在他诞生之前，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赤子，从天而降，祖父遂为他取么“云”，并名其居为“瑞云楼”。

5.王阳明思想精髓

出生后，5岁尚不能言，但已默记祖父所读过的书有一高僧过其家，摸着他的头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根据《论语·卫灵公》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为他改名为“守仁”，随后他就开口说话了。

6.王阳明思想成就

11岁时随父进京，次年开始就读，以“学圣贤”作为自己的理想，而视科举为次15岁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纵览山川形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性格机智，豪迈不羁，常与同伴以攻战为戏，且已精于骑射，十分向往东汉大将马援的功业。

7.王阳明思想论文

云游归来，有感于矛盾从集、动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他屡欲上书朝廷，都因被其父斥为狂妄乃罢17岁时，到洪都(今南昌)迎娶诸氏为妻后偕夫人归余姚，在父亲的严督下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日则随众课业，夜则浏览子史，学业大进。

8.王阳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21岁在浙江乡试中举，接着两次会试均落第而归但他却十分坦然:”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当时边事甚急，朝议纷纷，王阳明于是留心武事，精研兵家秘笈，每逢送宴，喜欢谈兵论剑，甚至聚果核列阵为戏这些早年的经历和修习，都为其后来的作为打下了基础。

9.王阳明思想的书籍

弘治十二年(1499年)，28岁的王阳明得中二甲进士，观政工部次年上《陈言边务疏》，提出了一套切中时弊的军事策略 当年授刑部主事，接着奉命审录江北囚狱不久告病归乡，游九华山，又筑室于绍兴阳明洞中，行神仙导引之术，后以不得正道作罢，到西湖养病。

10.王阳明思想的意义

弘治十七年(1504年) 主持山东乡试，是年又改任兵部武选司主事次年，王阳明开始授徒讲学，慨然有倡明儒学之志正德元年(1506) ，35岁的王阳明以其“直节”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第一次沉重打击 当时年仅15岁的荒唐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奸宦刘瑾专权，朝政日非。

朝中大臣联名上疏请罢刘瑾，却被刘瑾娇诏罢免；给事中戴铣等人上疏切谏，也被迫下狱王阳明抗疏救之，请皇帝“宥言官，去权奸”， 结果被廷杖四十，逮系诏狱，不久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龙场位于今贵阳西北修文县境内，居民多为苗、彝等族，处万山丛棘之中，蛇虺成堆，瘴疠流行，荒蛮落后。

龙场驿也仅有“驿丞一员，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谪居生活是异常艰辛的，不仅水土不服，环境恶劣，还须种田、采蕨、砍柴、灌园、烧水、做饭，同时还有奸宦刘瑾的走卒(如巡抚王质等人)的迫害凌辱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王阳明发挥其主观精神，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得以内外合一，胸中洒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遂入心学之门，不久在此设立龙冈书院，授徒讲学，声名远播，后又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聘，讲学于府城文明书院，从学者日众至正德五年(1510 年)贬谪期满，迁江西庐陵知县，不久升南京刑部主事，次年又改任北京吏部主事，屡迁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

正德十一年(1516年) 以兵部尚书王琼推荐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从此开始了他一生靖难平乱、 建功立业的辉煌之途

巡抚南赣:当时的江西南部和福建汀州、漳州以及湖广边境一带是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活跃的地区，所谓的“巨寇”此起彼伏，自封王侯，攻掠府县，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王阳明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创行十家牌法，编十家一牌， 列出籍贯、姓名、年龄、形貌、职业，每天由一家按牌巡察，遇有可疑者当即报官，隐匿不报者十家连坐。

疏请给予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改革兵制，25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伍为哨，哨有哨长，二哨为营，营有营官，三营为阵，阵有裨将，二阵为军，军有副将，临事委任，递相罚治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毗邻地区全练民兵，作为地方武装，专以守城防隘为事，配合官军作战。

在此基础上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或轻兵智取，或重兵围剿，或晓以大义，进行招抚，陆续将该地区的大小农民暴动一一平定 然后在要害地区设置了福建平和县、江西崇义县、广东和平县等，加强行政统治，进而订立乡约，建立学校，移风易俗，改革盐法，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思想统治，从而扭转了长期的动乱局面。

王阳明由此被“远近惊为神”，他本人也因功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子世袭锦衣卫百户，再进副千户平定宁王之乱:正德十四年(1519 年)，继南赣告捷之后，王阳明又受命勘处福建叛军行至丰城，得知宁王朱宸濠谋反，急趋吉安，征调兵粮，号召义勇，准备平叛;并上疏告变，传檄各地，起兵勤王。

宁王反叛后，下九江，趋安庆，窥伺南京，王阳明用反间计迟滞叛军，其后趁宁王后方空虚之机，置安庆之围于不顾，毅然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8万精兵直捣南昌宁王回师救援，双方激战于鄱阳湖地区王阳明最后利用火攻，大败叛军，生擒宁王朱宸濠并其世子、郡主、将军以及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等官，进而收复南康、九江等所有失地，一场震惊朝野的大叛乱仅用35天(一说43天)就彻底平定了，充分显示了他的智勇谋略。

出征广西: 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有功于社稷，不仅未获封赏，反而招致了一场灾祸荒唐天子明武宗早想南巡游乐，得到宁王叛乱的报告后，遂自封“威武大将军”领兵亲征，命太监张永、张忠、许泰都督军事，借机南巡行至良乡，宁王朱宸濠被擒的捷报传来，武宗仍不听劝谏，继续南下，张忠、许泰甚至向王阳明追索宁王，欲纵之鄱阳湖，待武宗与之交战后再纪功。

王阳明恐贻害地方，不从，连夜赴钱塘将宁王交给张永结果招致张忠、许泰的百般陷害，甚至诬之为宁王同党，“许邪拘煽，祸变叵测”不久武宗卒，世宗即位，任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后封新建伯是年，王阳明又上书乞归，回到故乡。

次年其父病逝，服丧尽孝自此直到嘉靖六年(1527年)，他一直在家聚徒讲学，总结反思自己的人生轨迹，发挥心学，超狂入圣，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嘉靖六年五月， 朝廷诏王阳明以原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平定广西思恩、田州之乱。

此前，思恩土官岑濬、田州土官岑猛相攻，被官军平定，改设流官统治岑猛旧部卢苏、王受不服流官统治，聚众起事，并借交阯兵20万，攻陷田州、思恩府提督两广军务的姚谟用兵无功，廷议决定起用王阳明总督两广兼巡抚，“复征”思恩府和田州。

王阳明赴广西途中即上疏指出，流官之设徒有虚名而无益于事，应当仍用土官统治，未获准到任后与巡按御史石金合议，采取攻心为上的招抚之策，遣散诸军，只留土兵数干，“解甲休息”卢苏、王受感其诚意，主动请降，思、田之乱不战而平。

王阳明奏闻于朝，陈用兵十害、招抚十善，请复设流官，析田州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岑邦相署州事，下置十九巡检司，以卢苏、王受等任之，均受约束于流官知府同时在当地创办学校，兴办书院，加强文治至此，王阳明本可以班师凯旋，但他看到断藤峡、八寨的瑶僮诸族暴乱“其可忧危，奚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于是不待诏令，出其不意，移师突袭围剿，把这个“根株渊薮”百余年来连绵不断的暴动一举荡平， 西南边境得以安宁。

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王阳明肺病加剧，遂上疏告归，十一月二十九日，于归途中卒于江西南安。隆庆中，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予世袭伯爵。万历中，又诏从祀于文庙。

《明史·王阳明传》载:“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一生功业可谓赫赫，然而，正如他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致友人信中所说:“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

区区翦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窃，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其在仕途坎坷、戎马倥偬的一生中，主要精力还是致力于究心致知之学，透悟圣人之道，聚徒讲习，阐发心学，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根据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说法，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动态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始则泛滥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无所得人，于是出入佛老久之，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学成之后，又经过诚意为学宗、专主致良知、超狂成圣人三变，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

泛滥词章:王阳明自幼聪异，涉猎广博，擅长诗赋文章早在11岁赴京途经金山寺时即对客赋诗二首: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后来在父亲的督导下学习经义，博览经史子集，词章功夫大进22岁会试落第后，回乡与魏瀚等结诗社，对弈联诗28岁进士及第后，与当时文坛巨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交游，仿古诗文颇享令誉由于专心词章，遍读文献，以致31岁时便积劳成疾，于是他叹道:“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从此淡于词章，而有志于心性之学。

虽然如此，其诗文风格超逸，成就不凡，只是为其赫赫事功、心学成就所掩，少为人知罢了笃信朱学: 王阳明早年就立志“读书学圣贤”，18岁赴江西成婚归家途中，拜谒明初大儒吴与弼的弟子娄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

中举后便追求朱子之书读之，端坐省言，以仿圣人气象一天， 根据朱子所言一草一木皆至理，便以父亲官署中的竹子为对象，冥思苦想，以究格竹子的道理，到第七天便支撑不住27岁时读朱子“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于是感悔以前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改而循序以格物，收效颇好。

但总感到物理吾心，终若判然为二，无法契合沉郁久思，旧病复作，深感自己没有圣贤的天分，消沉之余，转而入于佛老，从此与朱学分道扬镳出入佛老:王阳明赴江西完婚之时，就曾入道教铁柱官，叩问养生之道，学习导引之术，与道士对坐忘归。

至笃信朱学，格物究理而致病，回到家乡休养，又对道教产生浓厚兴趣，“ 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做官后奉命审录江北囚狱，游九华山无相寺、化城寺归越后筑室阳明洞，静坐修炼，后又游西湖诸寺院，接触了禅宗切身顿悟的思想方法，但又依恋亲情，反对佛教出世败伦的主张。

34 岁时，始悟“谬矣三十年”，这年他与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一见订交，遂摒弃佛老之学，共以倡明圣学为事归宗儒学:龙场顿悟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转折点时在正德三年(1508年)，他“居夷处困”，日夜端坐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落，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并以此说与五经相印证，莫不吻合，于是写下《五经臆说》。

至此以“求理于吾心”否定了朱子格物以穷理的认识论，长期以来困扰着他的物理与吾心判然为二的疑团终于释然，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心学基点

王阳明 37岁之后思想发展又经历了三次飞跃首先是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发明《大学》古本的宗旨，主张“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教导学者诚意息虑、默坐澄心，“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即格物)以达到知行合一。

其次是在平定宁王之乱前后提出的致良知之教，主张“致知者，诚意之本;格物者，致知之实”“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最后是超狂入圣，主张要成圣，首先要成为狂者，然后才能悟道而入圣他收狂放任侠、放荡无羁的王畿为弟子颇能体现这一思想。

嘉靖三年(1524 年)王阳明讲学会稽稽山书院，从者300余人八月中秋，月白风清之夜，在天泉桥宴请门人，参加者百余人，酒至半酣，或歌唱，或投壶，或击鼓，或泛舟，兴致盎然，王阳明当即赋诗《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

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颇有些狂放不羁，任情恣意至嘉靖六年(1527 年)出征广西前夕，又应大弟子钱德洪与王畿所请，在天泉桥阐发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为学宗旨，并肯定了王畿所言“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四句教”和“四无说”，表明了阳明学术的基本思想和内在境界，史称“天泉证道。

在对王阳明学术思想作过一番动态的纵向描述之后，我们再来对其基本内涵作以简单概括，进而分析其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阳明心学是从程朱理学中脱胎而来并走向程朱理学的对立面、进一步发扬南宋陆九渊的心学精神、以《大学》为框架并随着其本人生存体验的不断深化逐步建构起来的。

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一是心即理的人生论，一是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一是致良知的修养学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这是阳明心学的意本观点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主，而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而“圣人之学，心学也”。

圣学便是圣人为了复原其心体所共同的与万物为一体的本心，从而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来教化世人因此，他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也”，“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而心意之所体现，必有其物，物即事。

也就是说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参与，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就无法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心外无物(事)”的内涵针对当时社会上言行不一的现实以及朱子知先行后说的弊端，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 他认为知和行原本就是一个功夫。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直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为知总之，知行功夫本不可离，有知方有行，有行便有知，而知行的本体只有一个，那便是良知良能，而知行的功夫也只是一个， 那便是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从百死千难中体察出来的“灵丹一粒”、 “正法眼藏”这是《大学》“致知”和《孟子》“良知”的结合，堪称是阳明心学的核心环节，他也自以为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良知便是天理之昭然明觉，良知便是天理，天理不外乎是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等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

而致良知便是通过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从而合乎天理，体认良知正如他本人所说的:“见到父亲自然知孝，见到兄长自然知悌，见到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如果说前述之“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学说的中心，那么致良知就是中心之中心，而“四无说”则是超狂人圣功夫的极致。

致良知就是通过为圣的功夫即内在的道德重建，使其回复到明洁的、无善无恶的本心，回复到那个超越现实的自由之境这一致良知统合了《大学》的格物、诚意、正心，其最高境界便是圣人而良知原本人人固有，因而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

王阳明把人的主观精神提高到空前的高度，构筑起自己的心学体系阳明心学是作为萎靡消沉、一潭死水的程朱理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挽救儒学的颓势，重振理学的精神，但却与当时知识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厌常喜新、追求自由的心态律动相应合。

与晚明呼唤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相一致 因此阳明登高一呼，在当时僵化沉寂的学术界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一时海内耸动，趋者若鹜，成为晚明学术的主流晚明著名文学家袁宏道说:“至近代王文成、罗盱江辈出，始能抉古圣精髓，人孔氏堂，揭唐虞竿，系文武铎，以号叫一时之聋聩。

”其弟袁中道也说:“自东越揭良知，以开天下学者，若披云见日矣”明末史学家兼文学家张岱也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则形容:“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可见其对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局面、促进思想解放和社会觉醒的巨大作用阳明心学积极的社会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他高扬主体精神，突出意识的能动性，把“心”作为万物之主、天地鬼神的主宰，不仅有助于破除思想迷信，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以充满活力的心来医治儒林的麻木和迂腐，进而成为晚明思想解放的催化剂。

第二，从“心外无理”论出发，认为学贵得之于心，不以孔孟的是非为是非，通过“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这一环节，否定圣贤经典的绝对权威，进而走向冲击“圣贤经传”的境地第三，把玄妙而不可及的天理拉回到人们的“心”里来，认为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即可致“良知”即天理，简捷明快，否定了烦琐哲学，因而更接近于世俗。

第四，将圣人的概念通俗化，认为只要将自己内心固有的良知体认明白，即可达到圣贤气象；愚夫愚妇与圣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因而人人皆可为尧舜，“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并不足怪这对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新的社会思潮的启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五，追求透明本心，胸中洒落、超狂人圣，充满生机和活力，其精神境界何等难得!王阳明任南京太仆少卿、督滁州马政之时，地僻官闲，日与门人游山水间，月夜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震山谷又如嘉靖三年八月中秋之夜，他与弟子百余人宴饮天泉桥，清至半酣，狂歌曼舞，击鼓泛舟，仰天长啸，如游于羲皇之世。

这是多么的任性自如，又是何等的狂放豪迈!正如他本人所形容:“一切纷嚣俗染俱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风凰翔于千仞之意”这在当时颓废消沉、礼教束缚的社会中不啻鼓荡起一阵清新的疾风第六，开启和诱发了王艮、颜山农、何心隐、李贽等王门后学的异端思想，形成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兴市民阶层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新思潮，从而成为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驱。

正是由于阳明心学呼唤主体意识的觉醒，强调个人价值和自我发展，既注重人性的自我修养，又具有明显的近代化色彩，因而对于中外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王学本身是为了挽救旧时代的行将腐朽和朱学的颓败没落，但它不可能不打上新时代的烙印，因此在它将理学发展到极致、完成其心本体论的同时，也为新时代的启蒙思潮提供了先机。

其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肯定和对圣贤经传神圣地位的否定，都成为进步思想家打破封建伦常和冲击封建专制的精神武器，故而为近代以来一代代青年学子所倾心膺服和热切崇信，甚至对日本、朝鲜以及东亚地区各国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尤其是日本，早在16世纪阳明学已开始传入，此后便大有盛行之势，到幕府末期趋于活跃，对于日后的明治维新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高濑武次郎《日本之阳明学》一书指出:“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麻树之大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薰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不由王学所赐予。

”有人甚至认为“日本就是以王阳明哲学为其民族的哲学”的一代枭雄蒋介石更是终生崇拜王阳明蒋氏早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时，“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且有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

于是他买来一大堆这类著作，阅读之后，“心领神驰”，奉为“终生导师”，一生受其影响甚巨他所鼓吹的“力行”哲学，就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和孙中山“知难行易”思想的演绎和曲解到台湾后，又将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并在此创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其晚年著作，很大一部分便是对王阳明哲学作进一步研究。

他还反复教育蒋经国研究王学，尤其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总之，阳明心学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现代新儒家更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是前现代化时代东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然，阳明心学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

阳明吸取孟子“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注重个性发展，但过于强调致良知而否定具体知识的学习，与禅宗所倡的“顿悟”很相似流弊所至，后学者只知高谈心性，不讲学问;更有甚者放浪形骸，提倡“酒色财气不破菩提路”到了明末，王学末流只空喊致良知，随意胡闹，全然不顾国家安危。

清初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明之天下，不亡于流寇，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传习录》是明朝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王阳明的代表作，是其讲学答问和书信集《传习录》三卷，是王阳明门人弟子所记录的王氏讲学言言论及其答友人弟子的论学书信的汇编。

与孔子门人编录《论语》一样，它包涵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基本主张，堪称王门之圣书、心学之经典，是研究修习阳明心学的最基本的著作现代新儒家认为儒学分为内圣之道和外王之道，而内圣之道是儒学精神的核心，主张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实现人格的完满，达到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

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永恒的精神价值阳明心学心本体论的完成，标志着内圣之学发展的极致，对于东方民族精神的重铸和传统智慧的弘扬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求新求变、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阳明心学高扬主体意识，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打破圣贤经传的神秘和不可逾越性，对现代人的个性发展、思想的自由解放、事业的开拓奋进，以及维系社会伦理修养、敬业乐群等精神，都有着有益的启示和积极的促进。

这正是王阳明及其《传习录》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备受青睐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对之进行整理、推向社会的初衷我们希望《传习录》这部传统智慧的经典圣书能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各界朋友修身处世、开拓创业提供积极的精神养分。

《传习录》是在王阳明生前及死后陆续编录和刊行的正德十三年(1518年)八月，门人薛侃刊刻《初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包括正德七年至十三年的语录，分徐爱录、徐爱跋、陆澄录和薛侃录，此即今本之上卷嘉靖三年(1524年) 十月， 门人南大吉又命其弟逢吉校刻《续刻传习录》于越(今浙江绍兴)，分上、下两册，上册即《初刻传习录》，下册为王阳明论学书八篇，并附《示弟立志说》及《训蒙大意》，此即今本之中卷(略有变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门人钱德洪在其同年曾才汉刊刻于荊州的《遗言》的基础上进行删定，于宁国水西精舍刊刻为《传习续录》，此即今本之下卷次年,钱德洪统前三录付黄梅尹张君刻于蕲(今湖北蕲春)之崇正书院，分上、中、下三卷，《传习录》始成规模。

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编刊《王文成公全书》(38卷本) 时，将《传习录》列于其首，作为全书的一二、三卷，成为通行的本子此后，《传习录》或单行，或列于阳明文集的各种本子中，流传很广，其在台湾及日本、韩国等地的刊行就更为广泛了。

本次整理，是以四部丛刊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本为底本进行注释和翻译的，上、中、下三卷分别由于自力、孔薇、杨骅骁点校、注释、翻译，于自力对全书进行了统稿说明：本文内容来源于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王阳明撰《传习录》的“前言”，于自力、孔薇、杨骅骁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