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资讯 2022年0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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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 晚明士人的文 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

晚明士人的文 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

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

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晚明政治黑暗,仕途艰难,士人的心态发生变化。

许多既不愿在官场继续挣扎、又不甘随波逐流的士大夫经历了巨大的心理震颤,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纷纷投身于佛教的怀抱,形成禅悦风气。这种现象是晚明士风变化的新趋向。

它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张扬了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也推动了晚明佛教的发展,但对晚明政治现实并无补益。

陆离光怪,有明一代从嘉靖末年开始,晚明成为中国近世历史上一个光怪陆离的时期,其社会图景无论是政治经历还是文化思潮都充满着张力。

阳明心学的崛起极大地冲击了明代士人对正统程朱理学的认同,而自王艮以来王门后学泰州学派以其热切的对世道民生的关怀及其对个体性原则的张扬,吸引了大批拥趸者。

同时,”三教合一”作为唐宋以后中国思想的基本走向,至晚明时期,一方面,三家在义理上进一步融合会通,都以”性命之学”作为接引后学的便利津梁,”儒家之教,教人顺性命以还造化,其道公;禅宗之教,教人幻性。

由此,造就了崇祯帝与李自成诞生的文化基础。一个青楼女子柳如是,傲视晚明的第一大儒钱谦益,一句水太凉,不能下的钱谦益。可谓是将儒家数千年的名望彻底破灭!。由此,大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固,延续250年。

魏忠贤以及东林党的相互存在让明朝的党争找到了平衡,可是到了崇祯帝时期,这种平衡被打破。

崇祯帝即位之后,首先将魏忠贤杀死,于是东林党一家独大,这就造成了朝廷的失衡。结果导致了明朝走向灭亡,假如朱元璋在明末时期,他肯定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相比较来说,崇祯帝的智谋还是太弱了。那么不可否认的是,崇祯帝有力挽狂澜的心。

崇祯帝在自缢之前,留下了这样的圣旨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最后的一句勿伤百姓一人才是让人感慨万分的。即使是李自成也是敬佩不已。

当时的李自成看到这样的遗诏,说了一句君非甚暗,都是群臣所误。就连农民出身的李自成都知道,崇祯帝的死与明朝的灭亡,很大程度上与明朝的大臣有关。明朝的大臣也就是指党争。崇祯帝即位之后,各种问题仍然存在,这都是明朝灭亡的祸患。

崇祯帝在位期间,让李自成和后金不断的扩大,这就直接导致了明朝走向灭亡。当时的崇祯帝与后金周旋,其次明朝内部还有李自成存在,这就让明朝根本无力顾及这么多。李自成的势力不断壮大之后,不久李自成就进攻到了京城。

在1645年以后,李自成和张献忠大军,纷纷从西北和四川出兵,冲向南京。南明军队也集合主力准备与李自成作战,在这种内讧下,南明军队主要集结在江苏和安徽长江沿线抵御李自成,清军就可以轻易突破这条防线。

最后,清朝与明朝进行了20多年战争,已经建立起了一支人数众多,有叫好战斗力的汉人部队。比如征服西南各省的清军首领洪承畴,熟悉地形,了解南明情况,又懂得战术。部下又都是明朝投降的边军精锐,一旦南下,南明那点实力,根本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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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网络连载历史小说,作者是当年明月,本名石悦,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 [1-2]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 [4] 。

4 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作者也详细地讲述了戚继光抗倭寇的传奇事迹。

5. 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为内争,一为外战。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都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同样又都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者均以张居正为最:改革遗惠万民,荼毒殃及门生。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场面波澜壮阔,运筹神鬼莫测,更塑造了李如松、邓子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英雄人物形象。

6.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努尔哈赤部落除外),成为一代枭雄,但却因努尔哈赤讨好他,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7. 对整个明朝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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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孝亲是全社会都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规范。《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同时也是全社会讲求孝道的经典,不论是帝王的宫廷,还是州县的学校,《孝经》都是封建士子的必读书之一。朱厚熜自幼就由父亲讲授《孝经》,对于应该如何孝敬父母、曲尽儿女之情,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再说,他毕竟是个只有15岁的少年,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来没有分离过,对母亲的思慕和依恋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以至在从安陆州进京的途中他天天都想念母亲,长史袁宗皋不得不常常安慰他。

进京即位后的第三天,朱厚熜对阁臣们说道: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预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咸取来京。阁臣们知道皇帝思母心切,不敢怠慢,忙由兵、工二部各差郎中一员,沿途整治行装供具,派司礼监太监秦文和内官监太监邵恩等捧笺前去迎接。那封笺是杨廷和起草的,上面写道:大统既承,义贵致专于所后,至情攸系,恩当兼尽于本生。爰展孝怀,庸伸至养。恭惟母妃殿下,钟祥茂族,媲美先王,性每笃于仁慈,化素彰于俭约。仰惟圣德,诞育眇躬,属缘伦序之宜,入嗣基图之重。恭承九庙,日理万机。虽允慰乎众心,实仰成于慈训。顾瞻左右,念省问之音疏,徒倚晨昏,眷睽违之地远。劬劳罔极,慕恋弥深。特遣近臣,往迎旧邸,共享升平之福,永膺寿考之休(《明世宗实录》卷1)。

 送走了迎接母亲的使臣之后,朱厚熜又向朝臣提出了议父亲兴献王封号的问题。那是在四月二十七日,即位后的第5天,朱厚熜第一次在西角门朝见群臣,他首先命礼部定议武宗的谥号,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这本是朱厚熜按照孝道而提出的要求,但是,由于这涉及到宗法文化传统下帝系继承的问题,阁臣和朱厚熜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最后竟至酿成明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大礼议。

所谓孝,是中国特有的建立于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伦理范畴,它主要是要求子女事亲要敬、要顺,即要求家庭成员对其家长的恭敬、忠诚与顺从。

朱厚熜根据自己对《孝经》的理解,要求廷臣们议兴献王的封号,原来只是想在祭祀父亲时有个名号,他并没想到会有多大阻力,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礼部尚书毛澄接受了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后,感到事情很为难,于是他就去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其实早已胸有成竹,他拿出自己从古史中选辑出来的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两个事例交给毛澄说:这些足可以做为典据了。毛澄看了以后不禁连连称善,佩服杨廷和的政治才能。杨廷和所依据的两个事例是这样的。西汉末年,成帝没有儿子,便将共王之子定陶王取入宫中,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哀帝,为了使共王不致断后,又别立楚孝王之孙刘景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继承人。宋仁宗也没有儿子,取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入宫,改名曙,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英宗。这两个皇帝都是由藩王而被立为皇太子,然后即位为帝,这属于宗法制中的过继法,过继者要以被过继者为父,作为被过继者的后人而行事,也就是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杨廷和之所以选出这两个事例作为典据,主要是从大宗、小宗的角度来考虑的。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大宗是不可以绝后的,如遇大宗无子时,要由小宗过继给大宗,继承帝系,奉祀宗庙。杨廷和的用意很明显,就明朝来说,宪宗——孝宗——武宗是大宗,是帝系之所在;兴献王——朱厚熜是旁支,属于小宗。朱厚熜以旁支入继大统,自然要继大宗之后,所以杨廷和提出: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明史》卷190)。杨廷和完全是从维护皇位继统的目的出发的,他以为自己的看法完全符合中国宗法文化的传统,无人能够否定,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所以把话说得斩钉截铁。但是,他没有想到,不赞成他的正是他定策迎立的这位嘉靖帝,并且最后竟至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斗争。

整个晚明历史的政治斗争,从此拉开了序幕,大礼议之争,加上王阳明的心学的伟大指引,明朝的文化开始大转型,汤显祖,金瓶梅的肉欲的市井文化替代了冲击了儒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孝道文化,可以说明朝的灭亡,从大礼仪议斗争开始就定下了灭亡的必然。

朱厚熜[1] 15岁时,以藩王身份继皇帝位 [2] 。从明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三年(1524),以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同张璁等新进士大夫之间围绕着当时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所进行的大礼议之争,前后经过三个回合,最后以张璁等人的主张得到采纳而告终。

大礼议的论争不仅是当时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更体现了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其实质是天理人情之争的反映。

历时整整三年(1521年至1524年),嘉靖帝施加皇权压迫获胜而告终。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廷议追尊朱佑杬为睿宗献皇帝,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致仕。

所谓大礼议之争,表面上是继统与继嗣的礼仪形式之争,而实蕴涵着皇权与阁权的政治之争,以及学术思想上正统朱(熹)学与新兴王(阳明)学之争。

大礼议的第一个回合,以张璁失败,世宗无力、无奈而告一段落。嘉靖二年(1523年),张璁与桂萼、胡铎互相辨析大礼议。是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申大礼议: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乃自张璁、霍韬献议,论者指为干进,逆箝人口,致达礼者不敢驳议。……臣闻非天子不议礼;天下有道,礼乐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请,乃者复得席书、方献夫二疏。伏望奋然裁断,将臣与二臣疏并付礼官,令臣等面质。(注:《桂萼传》,《明史》卷196,第5181~51823页。)席书、方献夫大礼议疏,都作于嘉靖元年,会中朝竞诋张璁为邪说,书惧不敢上(注:《席书传》,《明史》卷197,第520页。)。嘉靖三年正月世宗得桂萼疏心动,复下廷议。四月召张璁、桂萼至京师集议大礼,行至凤阳,奉敕不必来京,遂还南京。

第二回合,由于大礼议双方力量悬殊,一些人惧而不敢上书,并面临扑杀的危险。张璁不怕群言汹汹和途中击杀,而坚持己见。嘉靖三年七月世宗从公议,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诏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去本生二字。诸臣力争不可去,疏奏留中不下。会朝方罢,何孟春倡言于众曰: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注:《何孟春传》, 《明史》卷191 , 第5068页。)修撰杨慎曰: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chōng等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桥南,谓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注:《何孟春传》, 《明史》卷191,第5068页。)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复相号召,于是秦金、赵鉴、赵璜、丰熙、张chōng@③等231人,(注:《何孟春传》, 《明史》卷191,第5068~5069页,统计为229人,朱希同乃诣内阁告毛纪,纪与石遂赴左顺门跪伏,故实为231人。)都跪伏左顺门。 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世宗命引礼监谕退,再谕退,仍不起。帝怒,收禁134人于狱,杖五品以下180余人。

九月张璁与礼部尚书席书及桂萼、方献夫奉诏集群臣于阙右门辨议大礼,议定,席书上奏: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注:《席书传》,《明史》卷197,第5204 页。)

议上,称号遂定,九月十五日诏布告天下。这为大礼仪的第三回合,即大礼告成。

张璁上疏请放归田里,疏曰:臣与桂萼等生不同方,官不同署,窃见一时轻议,有乖万世纲常,是以见同论同,遂不嫌于犯众;理直气直,乃不觉于成仇,……彼时不辞,无以明微臣之志,终辞无以答圣明之心。今明诏重颁,大礼攸定,……此臣等所以在当去而不苟容者也。(注:《明世宗实录》卷43,嘉靖三年九月丙戌。)上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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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的论争,由于两派价值观的不同,因而对儒家典礼的解释也大异。透过大礼议论争,它背后体现的是正统程朱道学(理学)与新兴王阳明心学的冲突和较量,具体表现为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旧阁权集团与新进士大夫的冲突以及新皇权与旧阁权冲突的交织。

旧阁权集团所遵循的是绝对理学的程朱道学,这个理是形上学本体,是普遍存有的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杨廷和在大礼议一开始就表明:惟宋儒程颐《濮议》最得义理之正,可为万世法。后来他的儿子杨慎偕同列36人上言: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注:《杨慎传》,《明史》卷192,第5082页。 )

程朱道学主奉形上学之天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中叶以后,它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王阳明有鉴于天理本体与感情实在、抽象的远离现实的先在范畴——理与具体地去格一件一件物、道德规范与践履行为、当然与所以然之间的冲突,导致天理与人情、天理与人心、理性与感性的分二,主张异在的、外超越的天理向内在的、内超越的人心转化,即由天理向人心贴近,向人情落实;

二是罗钦顺恢复张载气本论思想,主张理气为一物,(注:罗钦顺《与林次崖佥宪》,《困知记·附录》,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1页。)把理拉向气,否定天理的形上学本体性, 认为天理只是气本体固有的条理和属性,罗氏从程朱理气的关系中,表现了由道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程朱道学之所以面临着这两方面的挑战,是因为元明以来程朱道学被官方意识形态所强化,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和紧箍思想的教条,其内在的理论破绽逐渐显露,其理论思维的生命力渐次削弱,也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和丧失了其解释的功能。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道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

张璁认为大礼议的统、嗣之争,其实质是天理与人情之争的反映。他说:圣人缘人情以制礼,夫统与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帝承惠帝之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之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强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尝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不时不顺,则非人情矣;非人情,则非礼矣。(注:张璁《正典礼第一疏》,《张文忠公集类·奏疏》卷1。)强调礼要适应时变,要缘人情, 若既不依据时,又不顺人情,就是非礼,也无所谓礼。人情与礼的关系,《礼记·丧服四制》就说过:顺人情,故谓之礼,故非张璁等的杜撰。

张璁与王阳明为同时代的人,王比张大3岁,张比王晚死10年。 大礼议之争时,阳明50岁,张璁47岁。守仁之起由璁、萼荐,萼故不善守仁,以璁强之。(注:《王守仁传》,《明史》卷195。 )王张之间,思想契合。阳明平宸濠之乱,反遭张忠、许泰之变,因而未能直接参与大礼议之争;但张璁、席书、黄宗明、方献夫、桂萼等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的理念,实与阳明的思想合。他说: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缺,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一部礼经,皆如此看)。(注:《姚江学案》,《明儒学案》卷10。)先王制礼,皆因人情,实乃以本生父为皇考、统与嗣之辨的理论依据,反对徒拘泥于古,而不察今,不得于心的冥行,指出这是非礼之礼,好像这段话就是针对大礼议而言的。

虽然王阳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直接上奏疏,但他的学生席书、方献夫、黄宗明、黄绾都与张璁一起上疏,批评杨廷和等以程颐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所生为伯叔父母的理论根据。在大礼议时,霍。、席元山、黄宗贤、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注:《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35。)阳明不答并不是不关心大礼议的论争,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在与霍韬的信中说: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喜其说而不敢奉复。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复书,草草作答。意以所论良是,而典礼已成,当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纷争,不若姑相与讲明于下,俟信从者众,然后图之。其后议论既兴,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于朝。然士大夫之问及者,亦时时为之辩析。……后来赖诸公明目张胆,已申其义。(注:《与霍崖宫端》,《王文成公全书》卷21。)这里对霍韬、席书的大礼议主张,表示了心善其说,意以所论良是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很明确的。

王阳明虽哀疚丁忧林下,对大礼议这样的大事,他是关心的。《年谱》记载:是时‘大礼议’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诗曰:‘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qī@⑦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又曰:‘独坐秋夜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末及惺惺陋巷贫。’盖有感时事,二诗已示其微矣。(注:《年谱》,《王文成公全书》卷35。)阳明有感大礼议之争,以诗表明他的微旨心迹。

鉴于此,近人便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注: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载《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7期。 )此见中其肯綮。

张璁的历史评价、地位和影响,近人虽有微言,但正史或野史基本上是肯定的。孚敬刚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时进谠言。(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80页。)他若清勋戚庄田, 罢天下镇守内臣,先后殆尽,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恶脏吏,一时苞苴路绝。(注:《张璁传》,《明史》卷196,第5180页。 )孚敬之名是因璁与朱厚讳而改。李贽《续藏书》引许文简曰:公天性孝友,气度朗豁,博极群书,奇伟迥特,非时俗肤浅所能揆测。及当事莅政,执政以往,刚崛不回,遭遇圣主,建明大礼,乃知殷宗思治,梦帝赍傅,周宣中兴,岳降生申,有由然也。(注:李贽《张文忠公》,《续藏书》卷12,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1页。)此评较为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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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礼仪之争并非是首次现任皇帝追父为皇考的事件,《资治通鉴》记载早在西汉宣帝就爆发了第一次类似事件,宣帝刘询希望追认生父刘进和祖父刘据为皇考但被拒绝,之后此类事件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展开了关于儒家嗣子不认生父是否合理的讨论,而其根本是儒家礼教问题。

大礼议不是简单的礼仪之争,而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即新旧政治势力的较量。明武宗暴亡后,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恢复正常。大礼议的发生和较长时间的持续,就在于身为皇帝的世宗暂时并未拥有全部的皇权。换言之,大礼议是明代皇权由武宗流向世宗的必要路径,也是恢复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骤。世宗在大礼议中一步步的胜利和杨廷和集团一步步的失败,其实就是世宗皇权一点点地获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复。这一争论跟明代其他时期的廷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仅仅从礼制方面引经据典,对大礼议进行纯粹古礼的解释,不可能真正认清其本质特征及其在明代政治长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

在杨廷和集团的败灭过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长。在大礼议中,张璁等人与杨廷和集团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既赢得了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使世宗发现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为没有东宫旧僚的世宗从议礼双方的表现中真切认识到了取舍大臣的一个主要标准,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礼主张。因为谁也无法全盘否定世宗的大礼观点。借助于大礼议组建自己能够掌控的人事格局,这是世宗最大的政治收获,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大礼仪事件是明朝中后期的君臣关系恶化的开端。对大臣动粗。苦苦相求没有用,叫人劝说也没有用,进酒不吃吃罚酒。朱厚熜先是把首辅杨廷和的官给罢了,让他回家,随后又削职为民。其他在左顺门跪谏哭谏的官员一律廷杖,打死17人,打伤100多人。朱厚熜如愿了,但是,朱厚熜争到了理,却失去了人心,恶化了君臣关系。

大礼议使得杨廷和与明世宗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嘉靖帝世宗,对儒教的一套彻底丧失信仰,嘉靖帝只有从老子道家学说,寻求依靠。

嘉靖帝从此,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与社会文化的集体意识,逐步的转向,阳明心学的普及,明朝的都市商业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市井文化十分成熟,金瓶梅就是例证。

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十七年后,内阁十四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的。

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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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的德性与德行,远远超出儒教的陈旧的教条,而是一种人性大解放的的道德人格的榜样,通过无为而治的老子道家的治国策略,运行修炼仙丹的古老法术,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严嵩父子就是例子。严嵩父子在政治治理的最前沿冲锋陷阵,挡住了众多子弹。整个嘉靖时代,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明朝文化得以开放,这就是历史学界谈论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吧。

作为明朝最有个性的皇帝,嘉靖一直是文臣们头疼的对象。从刚登基时的大礼仪之争,到二十年不上朝。暗中操控朝野的翻云覆雨。都向我们展示,这不光是一个任性的皇帝,还是一个聪明的皇帝。

嘉靖帝

在嘉靖三年(1524年)。嘉靖帝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大礼议拉开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垮台和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为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进入全方位的变革创新时代。

张璁

嘉靖九年(1530年),新政进入高潮阶段,嘉靖帝从吏治入手,清查弊政,打压宦官、革新吏治、限制外戚。之后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重新丈量土地。

而在人事上,选择改革科举。取得了极大的成效,科举之风一举取得革新。

在用人制度上面,选择荐举和考试并进。强调学校的作用,渐渐的扭转了吏部的积弊。

整顿完人事,嘉靖帝的目光又瞄上了文化方面。先是开除了大批混日子的学生:凡是年力老迈,文词多瑕疵者,一律进行辞退。之后更是对那些:士子们所作的文章词风有风格怪诞、不遵制度的,提学官立即将其革退。进一步的优化了学习环境。对那些真正人才们的教育。这一举措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而对提学官们的考核和清退,也进一步地提升了嘉靖一朝人才的培养率。

嘉靖新政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但是可惜的是,因为嘉靖中年边防费用日增,加上大兴土木,沉迷炼丹。使得嘉靖新政取得成果最后毁于一旦。但是,嘉靖新政的过程,也为后面的皇帝改革提供了一个样本。

嘉靖皇帝把太监党和臣党权衡很好(虽然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却权力牢牢掌控着,这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且嘉靖皇帝属于虽不管事,却不是不理事,没有犯政治原则上问题,嘉靖皇帝是不管你怎么做,交给太监党和臣党处理。换句话说嘉靖皇帝是管战略画一个饼,太监党以及臣党就是战术执行按图制作一个饼,所以嘉靖朝虽然贪官很多,但能人也很多,这就是嘉靖皇帝厉害之处。他在为大明引航这一领域,确实称得上是一位明君。

在嘉靖的领导指挥下,大明经济从萎靡的情况下恢复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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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随着大土地兼并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初建立起来的以自耕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分散的土地逐渐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明史·食货志》称:强占农民田产最为严重的,莫过于皇帝的皇庄和诸王、勋戚的庄田。皇家勋戚占领庄田,最早可追溯到永乐年间设于顺天府丰润县境内的仁寿宫庄。[3]明宪宗即位以后,以没入曹吉祥的田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开端。[3]

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北京附近的皇庄有五处,共有田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侵占的庄田有三百三十二处,共有田地三万三千余顷。其中明武宗即位仅一个月,就营建了皇庄七处,后增至三十一处。诸王、外戚请求及侵夺民田的不可胜数。同时,官僚地主和地方豪强也借赋役不均、天灾人祸等因素大量接受小农投献,甚至强占民田。

其严重程度,据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奏称:自从洪武到弘治由一百四十多年,天下田地的数额已经减少了一半,而以湖广河南、广东缺失的田亩最多。这些田地除了被王府侵夺,就是被农民隐匿。广东没有受封的藩王,田地不是被农民隐匿就是被匪寇侵夺。国家的前途,可不令人担忧。

国家的赋税土地大量流失,财政日益困难。与此同时,国家对人口的管控也日渐失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国家民户有10652870户,人口60545812人。到弘治四年(1491年),国家减少到9113446户,人口减少至53281158人。损失人口达720多万。明武宗正德以后又大度减少,据李洵考察,正德元年(1506年)民户突然下降为915173户,人口下降为46802510人。 [5] 比弘治初又减少640余万,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则减少1370余万。这些人口,多数因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离开土地成为流民。这样一来,不但使国家徭役人口紧缺,大量流民的存在更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遇天灾人祸,便揭竿而起

明代中期,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仅正德年间就爆发大小起义125次。 [6] 成化年间爆发的荆襄流民起义和正德时的刘六刘七起义,被称为明代中期农民起义的高潮。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被明军一一剿灭,但也只是解一时之忧。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仍是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

明成祖时期虽迁都北京,以天子守边,但首都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下,防御负担沉重。终明之世,京师几次被兵临城下,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太监王振挟英宗轻率北征,终酿成土木之变的悲剧,宣告了明王朝军事力量由盛转衰。而东胜卫的内撤,则直接把河套地区让出。成化以后,河套便成为蒙古部族的根据地,并由此频频入侵,给明朝西北边防造成极大压力,从而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7]

除此之外,从成化年间开始的哈密危机也日益成为困扰明朝统治者的沉重包袱。总之,在外部局势逐渐严峻的明代中叶,修举武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明代的宦官之祸更是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仅正统到正德的八十余年时间内,就发生了王振用事、汪直用事、刘瑾用事三次影响较大的宦官干政事件,王朝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正直的士大夫受到打击、压制,阉党丛生,贿赂公行。统治阶级日趋腐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又先后出现两次地方藩王叛乱事件,王朝统治岌岌可危,这迫使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改革主张。

明孝宗号称中兴令主,在位期间,基本上能够亲贤远佞,广开言路。特别是在位末期在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及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等人的辅佑下,欲对盐法、庄田等弊政进行一番清理。但因改革触及大贵族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甚至孝宗的英年早逝都有可能与反改革的阴谋有关。 [9] 接着,武宗即位,刘健等辅政大臣欲利用孝宗遗诏厘诸弊政,即对所谓孝宗生前欲兴革者,都遵照遗诏进行。 [10] 但生性顽劣的武宗很快投入八虎宦官怀抱,遗诏中所列当兴革者,皆废除不予实行。正德朝政陷于宦官、阉党、佞幸手中,武宗更加为所欲为。整整十六年的统治使原本就危机四伏的王朝大厦愈加呈现将倾之势。当然,明武宗的胡作非为并没有导致明王朝的覆灭,而伴随着武宗的去世,明朝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改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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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即位诏书提出了改革弊政的口号。诏书包括80款,长达7300多字。开宗明义就以嘉靖皇帝的口吻提出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的指导方针。 [13] 表明厉行改革的决心。而随着即位诏的发布和推行,正德年间的一系列弊政都被革除。所裁汰的锦衣卫、内监局等机构的人员为数148700余人,减免漕粮153200余石,贵、义子、传升、乞升等一切因为恩幸得官的人大多是被罢免褫夺。中外都称嘉靖皇帝为圣人,为之歌功颂德。 [11]

明世宗即位后,还根据遗命停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除皇庄,令军门办事官校全部回归本卫,哈密、吐鲁番、佛郎机等贡使皆给予赏赐派遣还国,明武宗豹房的番僧和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以及其他人等,一切罢遣。又根据遗诏释放南京的囚犯,放归四方进献的女子,停罢京城非紧急的工程,将武宗的宣府行宫的金银重新放归诸内库。明世宗刚即位的一系列改革收到了朝廷内外的一致好评。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850万余顷,弘治年间是422万余顷(一作622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朝野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如湖广田额220万顷,嘉靖时存额仅仅23万顷,失额197万顷。河南田额144万顷,嘉靖时存额41万顷,失额130万顷。……广东田额23万顷,嘉靖时存额7万顷,失额16万顷。田亩缺失的原因,有的划归藩王府邸,有的被民户私自隐匿,有的被盗贼侵袭 [17] 。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怕引起朝野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

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政府选官独重科举引起了许多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废除这一制度才是上上之策。作为牵动天下人心的科举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有通过全面改革,才能消除它的负效应。张璁认为科举考试在当时存在着两大弊端,即应试文体不正和主考官不得其人,并认为这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突破口。为此,张璁提出了两大对策,一是考试文体务必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进行说理,一定要极尽事物的原理;议论事务,必须要通晓经济天下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不可用。二是各省乡试主考官应访查举荐翰林、科道、部属等有学识有人品的人,另外派遣二人为考官;

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诏告天下,全面推行三途并用之法。 [25] 世宗的举措,可谓切中时弊,但要真正扭转独重科举的风气,还须花很大的气力。在世宗与张璁等人的督责下,三途并用之法得以付诸实践。

嘉靖前期整顿学风的一项强有力的措施是严格考核在校生员,将滥竽充数者从学校中清除出去。嘉靖前期对生员的考汰,不是对所谓人才的摧残,而是优化育人环境的切实举措,是对人才的真正作育,这一举措在明代历史上是空前的。

嘉靖新政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但是及至世宗中年,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各个行业凋敝衰落,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可见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爆发壬寅宫变,几死于宫女之手。此后嘉靖帝移居西苑,首辅严嵩专擅朝政二十年。

明朝中期,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嘉靖时期推行的赋役改革,促进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35]由于嘉靖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嘉靖以后的社会风气侈跷,日甚一日,侈跷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的盛行又影响了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对贵贱,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带来冲击。

明世宗去世后,先后是隆庆帝和万历帝在位,期间张居正逐步掌握大权,开始了张居正改革。而张居正改革正是效法嘉靖帝前期革新措施,张居正的施政特点就是恢复有益于时政的嘉靖革新措施,所以说,张居正改革是嘉靖革新的余波或者说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继承者。[37]特别是一条鞭法也是嘉靖前期改革的产物,由桂萼创建,被张居正很好的加以改进。甚至有人提出隆万大改革和嘉隆万改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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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以后的消费升级现象是之前历代所没有的,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变革潮流不无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带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强烈信息,在经济上其实有着积极的意义。

当时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变革,农业收入在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GDP中占比中已经下降到40%左右,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及以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服务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然而明朝的经济结构始终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初探》认为整个明代基本是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大部分时间农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是一种低效益的农业经济,这样的经济结构自然难以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物质需要。

当时虽然在个别地区也出现了手工业、商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但总体来说还是局部的和自发的,没有形成趋势和潮流,农业在明朝的经济结构中仍然占绝对地位。《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曾分析过中国明朝的经济发展状况,认为中国虽然一向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土地肥沃、人民勤恳,但它的经济发展似乎停滞了,以至于看到的中国经济状况与500年前客居该国的马可·波罗所描绘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明朝中期,以等级为特征的传统礼制进一步突破,知识分子阶层、商人阶层整体崛起,这些影响到社会风尚的变化。从消费的角度看,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需求进一步扩大化,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贵族和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

饮食消费看,一部分富裕家庭开始讲究起来,万历年间编纂的《通州志》记载,该地之前在饮食上很简朴,贵家巨族,非有大故不张筵,但如今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陶庵梦忆》是万历年间文人张岱的文集,里面记载了大量美食及其有关的趣闻,仅作者喜欢的土特产就罗列了57种,北方人想吃南方的海鲜很快就能送到。

从服饰消费看,明朝中期以后人们逐渐突破了原有的服饰制度,富裕人家竞尚奢华,明朝文人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期律令严明,人遵划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该书还记载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崇尚服饰奢华成为一种时髦。

从住房消费看,明朝中期以后不仅房舍等第之分不断被突破,而且在江南又兴起了园林热,由士人带动、富商跟进,私家园林被大量修建。明人所著《建业风俗记》记载,之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而到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

除此之外,明朝中期以后还兴起了旅游热,一些钟情山水的文人或结伴、或独行,遍游山川,出现了徐霞客等一批旅行家和沈周、唐寅那样喜欢自然山水的画家。

明中期以后经济也发生了重要转变,那就是海禁的解除。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已开始萌发,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向欧洲,造成了物价迅速上涨,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明朝在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和实物征税的经济格局下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物价,所盛产的茶叶、纺织品、瓷器等在国际市场上有极强的竞争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国商品,而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让明朝的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迫切需要开辟新财源,在这种情况下,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开关,允许民间远贩东西二洋。

明朝的这次对外开放迅速带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商品不仅实用而且价格很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以丝绸为例,在欧洲,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仅是本地产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这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涌向中国,疯狂采购中国商品,据史料记载,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价格在中国采购生丝,运到欧洲就卖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达320%。中国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一时间所向无敌,尽管缺少这方面的准确统计数据,但从随后白银向中国净流入的速度和数量判断,明朝已毫无争议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

但是明朝的对外贸易呈现的是一边倒态势,出口量很大进口量却很小,大量商品出口没有换回同等数量的商品,而是换回大批白银。明朝是当时世界上白银最大的流入地,据《剑桥中国明代史》,当时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2-1/3输向了中国,1571-1821年间美洲有4亿比索的白银输入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终转到了中国。德国著名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当时全世界白银产量中的1/2流向了中国,总数多达数亿两,明朝成了名符其实的白银帝国。

明朝对外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所以商人们喜欢把手中的银子囤积起来,形成了私人手中的巨大白银储备。李自成进入北京后通过大索的办法逼官员、富商交出他们手中的白银,居然很快得到了7000万两,相当于朝廷20年的财政收入,这还仅是北京一地。

富人阶层普遍喜欢囤积白银,一方面白银是财富的象征和避险的工具,另一方面也说明消费仍然不够活跃,有钱都想花、也都会花,但花不出去也是问题。

而重本抑末政策对商人再投资也有鲜明导向。当时的社会排名是士农工商,当经商赚取到一定银子后,这些富人们往往不去扩大再投资,反而是去买田置地,需求端一直处于长期乏力的状态。

量白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长期低迷。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5世纪初期明朝的米价为2-3钱/石,15世纪后半期有所上涨,达到5钱/石左右,此后一直到17世纪的100多年里米价一直维持在这种超稳定状态。

物价不涨对百姓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但100多年不涨似乎也有问题,这通常预示着经济转入了通货紧缩。亚当·斯密分析中国明朝经济发展情况时还说,当时的财富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恰好揭示出中国传统法律对经济的阻碍,是中国明朝中后期未能实现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亚当·斯密强调法律制度所允许,是想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在中国古代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中一直存在国家干预与不干预两种主张,前一种如司马迁的善因论,后一种如管仲的轻重论,这两种主张经常互相争论,最著名的是汉代的盐铁会议。

明朝统治者似乎背道而驰,一方面希望经济繁荣以不断增加朝廷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坚守农业经济的基本国策,抑制商业、手工业发展,使经济转型始终无法实现。为改变困局,尤其为了改善朝廷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明朝中后期接连实施了多次经济改革,包括嘉靖新政、隆万新政和张居正改革等,但这些改革的主要举措大多集中在财政税收领域,无法触及类似供给侧这样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无法回应新经济急需政策松绑的诉求。

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实施后朝廷的财政状况虽然暂时得以好转,但经济转型的目标仍未实现,整个明代经济始终在低位徘徊。根据管汉晖、李稻葵《明代GDP初探》的测算,整个明代的200多年间GDP增速平均不到0.3%,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说法。

长期的经济通缩在拖垮明朝经济的同时也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崇祯皇帝继位后朝廷已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虽然他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试图改变糟糕的经济状况,但经济领域里的深层次问题已积重难返,早已无力回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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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宝钞的贬值,使得百姓在私下交易广泛采用白银。到了明英宗即位后(1434年),不得已,就正式废除了禁银令。

到了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后,福建巡抚涂泽民成功奏请开放海禁。所以,延续了200多年的海禁也被废除。

由于这两条禁令的废除,束缚明朝经济的枷锁得以解除,到了明朝中晚期,尤其在万历时期终于出现了经济的高度繁荣。但另一方面,经济的脱实向虚,也为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万历年间的经济繁荣

中国丝绸,茶叶,陶瓷以及香料等产品对西方和日本人有非常高的吸引力,使得葡萄牙人在亚洲做贸易的利润非常惊人,利润率达数倍。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风闻后也加入了和中国贸易的大军。西班牙人于1571年开始从南美新大陆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携带大量白银跨过了太平洋到达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开始殖民马尼拉,并开始与当地的中国商人开始贸易。

据统计,1500-1650年,南美洲产银13-15万吨,其中40-50%通过不同路径流入中国。一部分是上述的从南美直接运到菲律宾,然后转运流入中国。另一部分,白银从南美运抵西班牙后,葡萄牙人走私从欧洲又运入中国。

同时,由于葡萄牙人在1591年教会了日本人先进的银冶炼技术,日本长崎等白银产量大增。日本学者估计,在17世纪初,由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从日本运出的白银每年达150-187.5吨。最终,大部分流入中国。

对于明代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现有研究很多,具体估计数量存在差异。总体看法是明朝流入中国白银数量超过一亿两。譬如,王裕巽先生认为明代中国从马尼拉贸易中得到的白银为87 ,750 ,000 两,即11700 万比索(约合4212 吨);而万明先生认为中国从马尼拉转口贸易获得白银达7620吨,通过欧洲转口,大概获取5000吨,合计流入明朝的白银超过2亿两。

中国大量贸易顺差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入,使得江南地区经济空前繁荣,明万历年间政府税收大增。虽说,宰相张居正一条鞭法税收改革也功不可没,但是张居正改革的核心是折合各种赋役为银两。如果没有足够银两,张居正的改革估计也无法成功。

在隆庆开关之前,明朝的岁入非常有限。隆庆之前的嘉靖年间每年财政收入只有200多万两白银,嘉靖37年甚至财政收入只有7万两。到了万历中期,岁入通常超过400万两,国库充盈。大量的出口导致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货币的大量涌入,使得经济空前繁荣,财政收入也空前增长。

17世纪初的经济危机。

在1610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开始减少。主要原因有 (1)由于英国,荷兰海盗的兴起,使得海上生意风险很大;(2)西班牙由于一方面白银的外流,另一方面进口了大量的物品,使得国内货币供给不足,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危险。西班牙政府开始有意识控制在马尼拉的贸易。1636年西班牙政府在阿卡普尔科展开了清除腐败和走私的活动,使得西班牙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恶化,西班牙人和中国人在马尼拉的贸易开始减少。到了1640年元旦前后,终于爆发了中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导致上万中国人被西班牙人屠杀。这样,西班牙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中止了一段时间。

此外,日本的德川幕府在控制了日本政治后,于1639年从长崎赶走了葡萄牙人,因为他们反对葡萄牙人在日本传播基督教,然后日本引入荷兰人代替葡萄人的位置。这样的过程不容置疑的对中日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减少和中国的贸易。因为葡萄牙人一直占据澳门作为和中国做贸易的据点。

因为出口的减少,中国经济陷入了危机,主要表现为非食物产品价格通货紧缩,而食物价格上涨(与现下中国经济问题有几分类似)。丝绸,陶瓷和茶叶主要为江南产品,经济危机对江南地区的打击尤为严重。从当时的记载可见危机严重。

据记载,17世纪40年代早期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已接近停止,生铜、铜币、生丝、丝绸、棉织品、桑蚕、土地和其他非食用物品的白银价格在急剧下降。1642年初,生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城市里的一个人是这样描述的:民房多空废坍颓,良田美产欲求售而不可得。粮食价格反而高涨。

政府的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急剧下降,但是政府支出却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削减。这种经济危机和灾害叠加的后果是让人们开始窖藏白银,以备不时之需。这进一步加剧了货币的萎缩。

对大明朝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自然灾害和兵灾又叠加肆虐。(1)在中国的东北,清军不断壮大,使得明朝在1630年代的军费不断扩张,竟然占明朝中央预算的80%。(2)西北在1630年初发生旱灾,李自成带领饥民揭竿而起,四处抢劫。(3)江南灾害连连,1639-1640浙江北部发生水灾,1641年又发生旱灾和蝗虫灾害,1642-1643同时发生水灾和旱灾。因为,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为丝绸,陶瓷和茶叶,需要大量的土地,与粮食争地。结果,灾害使得粮价飞涨,出口相关行业无钱买粮,民不聊生。

明朝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官僚机构急剧膨胀。按照历代官制,汉朝公务员编制满员为7500人,唐朝为18000人,宋朝冗员扩张为34000人。到了明朝,从成化5年起,单武职公务员就达8万人,文武公务员合计在10万以上。明末有民谣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公务员支出越来越庞大。

明朝最后的皇帝崇祯,本身是一位非常勤勉的皇帝,但是过于刚愎自用。面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不当的开源节流方法。开源就是增加税收,1639年增税的结果,与灾害叠加,使得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拖欠税款,无法耕作。大家只得背井离乡,盗匪猖獗。政府越发失去威信,抗租和抗税频繁发生,叛乱四起。

节流就是对过多的公务员裁员分流,尤其裁减基层的驿站成员,但是并没有减少皇室的奢侈生活支出。这样的裁员政策,反而壮大了反叛军队的实力。因为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基层官员,加入叛军,使得叛军的组织能力加强。1628年,全国1/3的驿站被裁。李自成当年也是一位驿站工作人员,正是因为被崇祯皇帝裁员失业后才加入叛军。

崇祯皇帝拼命维持将倾的明王朝大厦,到了1644年,再也无法维持。1644年初,已经欠军饷达数百万两,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粮仓已经空虚。当北京被李自成包围时,明朝驻军已经5个月无饷。士气涣散,无法抵抗叛军。于是,崇祯皇帝在1644年4月25日午夜吊死在御花园的歪脖子树上。次日凌晨,李自成的军队出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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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争,是最大的政治问题,他就是天理与人性的争论,嘉靖帝、万历帝不上朝,就是对儒教传统的完全边缘化,由此万历时代有了经济的大繁荣。但是,流入大明朝的2亿两白银都落入官僚富豪手中,囤积不敢再用与再生产的扩大,普通百姓的粮食必需品猛涨,由此流民到处泛滥、流窜,大明朝岂能不完蛋!想想,正是惊人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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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宦官文化现象,要从政治治理的正反面进行分析。从正面而言,宦官乃是皇帝成长过程中的辅助力量,因而皇帝在感情上心理上必然十分亲近身边的宦官,所谓知心人、贴心人、自己人也。宦官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离开了皇权与皇帝,就是无法存在的力量。

东汉时期,宦官为了自己的存在,不惜不停地换上儿童皇上,就是证明。

明朝,宦官成为了皇权皇帝的化身,承担政治军事生活治安监督安全等等职能,明朝的宦官制度十分完备的,特别是镇守边疆、控制管理军队、通过锦衣卫东厂西厂实施国家的军事安全治安的一体化,作用是巨大的。所谓阉党之说,乃是儒教士大夫的一种污蔑。宦官制度,对于东亚世界现代国家治理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深刻的。

当然,宦官制度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后果是严重的,资料甚多,不再多谈。可以说,明朝的270年历史,就是宦官的历史。

从文化与社会意识研究,宦官制度与皇权制度,乃是东亚世界文化的核心特点。古代宦官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最悠久的制度,与皇权制度共生共灭。在儒家文化圈中,只有日本没有照搬古代宦官制度。

埃及、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古文明都曾经有过太监,但未形成制度而代代相传,太监的存在历史也十分短暂。

自东汉开始,宦官全变成了阉人。古代宦官制度有三大特色:制度严密完整系统、人数规模庞大、持续时间恒久。中国的官员来源有四:一是皇亲国戚因袭;二是读书人科选官;三是有钱人纳钱捐官;四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净身入宫为宦官。

净身入宫,成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而且,净身入宫,比读书选官更有优势,因为净身者可以直接进入权力中枢,成为皇帝最亲近的人。科举选官和净身入宫是皇权社会打破阶层固化的两种最重要方式,故而其生命力极其顽强。

明代太祖建制之时,有一重要理论,即以大制小,以内制外,洪武时期的六科如是,内使太监出使各地如是。明代的国家体制之关键在于分权,宰相废后,权归六部,地方设三司共领其史,互不统属,相互牵制,分权可以说是明代立国之基本理念。因此在明初,宦官即有一定的参预机务的权力,并且拥有一定的军事权力,朱元璋用宦官牵制边地统军的大将,在实录中也有很多例子,

明太祖制度的严驭宦官的祖制从一开始就并不完善,他既没有把宦官的任职赏罚以明文的形式公布出来,也没有如外官一样对宦官的职掌定额做出严格的限制,并且大量的外派宦官出差办事,为日后宦官差事职权化打下了基础。

宦官势力在永乐以后更是迅速膨胀,这不是因为朱棣感念宦官功劳的缘故,而是因为靖难以后边地塞王或被撤藩回内地或被大幅度削弱,边地依靠大将防守,而必须靠宦官心腹去监视控制边将与剩下的塞王们,永乐帝篡夺了建文帝的帝位,建文帝代表的大量江南文人拒绝与朱棣政权合作,所以朱棣的选择不多,更何况宦官是皇帝的家奴亲近之人,委任起来也顺当得多,因此永乐朝才有了众多的通番宦官,统军宦官,专征宦官等军功宦官,这与朱棣所代表的势力也有很大关系,同时,交趾之役后明廷获得了火器技术,制造了大量的神机铳炮,这些火炮从制作到运输到使用,为了防止技术的泄露,制作是在内廷(近代有很多学者认为天启你按间的王恭厂大爆炸就是内廷屯积的火药的大爆炸)都是由宦官全程参与的,所以又有很多的监枪宦官,统领神机营宦官的存在。

在内的司礼监为代表的内廷宦官机构从创制之初基本上是以皇帝的秘书团形式出现的(与清代的南书房诸翰林官相似)帮助皇帝批答奏折。而到了正统以后,幼年继位的正统皇帝无法亲政,司礼监与内阁的权力遂逐步发展,形成了稳定的批红权,票拟权,总体来说批红权是十分不稳定的,因为批红权代行的是皇权,若是有英明年壮之主在位的话,想要乾刚独断的皇帝是不会允许司礼监继续拥有完整的批红权的,而是使它又重新回到了秘书机构的角色。如明世宗时期就能痛抑宦官,司礼监的职权也就大大削弱了。

我们当今的人常常把明代的宦官势力的发展称为宦祸,这是很不正确的,明代从始至终在国家体制中宦官就占有很大的比例,是三元二轨制中的一部分,明代从中央到地方都委任了大量的宦官以分权控制,只是由于宦官缺乏监督,以皇帝的个人喜怒为转移,和部分文化氛围的影响,宦官一直为人所不耻,是与从宋代便已形成的士大夫官僚体系背道而行的另一套体制,所以尤其为文人士大夫厌恶。

举一个例子,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之祸,首先各地闸办榷税,矿石开采都是有宦官参与甚至主导的,是直接向内廷输送利益的,在万历怠政时期爆发,一是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上下隔绝,内廷的需要无法及时补充。二,是由于自嘉靖年间革除各地镇守宦官以后,地方很长时间未与宦官有过来往,对于宦官势力的抵触情绪很大,如苏杭南京地区嘉靖后仍设有织造宦官,而湖广地区的宦官早已撤去,所以湖广地区较之苏杭南京地区对于宦官势力的再度来扰反弹的更为激烈。我们不能因此就大称万历时期的矿监税使就是宦祸,我们要清楚矿监税使本就是宦官的职掌,之所以有此之祸是与万历晚期的政治形式和社会情况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能脱离了明朝晚期的制度形式(明代的制度变化发展很明显)来单独审视矿监税使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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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万历帝,数十年不上朝,但是朝廷的核心权力,把控着牢牢地,就是依靠成熟的宦官制度,依靠着秉笔太监体制以及东厂西厂、锦衣卫体制。崇祯帝,正是杀了魏忠贤以后,失去了宦官制度的依托,失去了宦官群体发挥有效作用,因此无法有效指挥整个大明的政治军事行政机构。因为东亚世界的文化特点,就是如此。所谓个人的理性思想,个人的独立人格,在明清时期,根本谈不上,那时候王阳明的心学还没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同。东亚社会的现实生活,需要一个皇权–宦官制度的有效管控。

所谓宦官亡明的论调,其实是站在官僚集团的立场之上的。以文-武的二元视角来看,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夺权、破坏了统治的秩序。但这秩序在朱元璋废除宰相的时候早已破碎,宦官的加入实际上是秩序的重组与再生。从这一角度看,宦官理所应当是国家政治机器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基于官僚,或言文人的角度来书写的。跳出几千年以来的既有思维、从一方的叙述中尽可能再现事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明代内朝新论:以司礼监为中心。明初到明中叶,明朝中枢决策形态发生了转变,也就是从朝堂决断变为了票拟批答这种公文政治形式,在此背景下,司礼监太监掌管批红之权,得以进入中央决策体系,甚至和内阁大学士共理朝政,形成了明中叶以降独具特色的监阁体制。司礼监文书房在奏疏流转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明朝宦官对于外政的全面参与,如司法权、缉事权以及军权等。述司礼监为了争夺厂权而引发的宦官系统内部矛盾。

宦官的出使类别以及出镇制度。三堂体制的构建和解体,在此基础上阐述宦官渗入地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南京守备太监和南京二十四衙门,留都政治和社会也深受宦官影响,宦官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对于南明政权的理解特别重要。

明朝宦官是皇权延伸,明朝政治三元二轨的特点,才是明朝政治的核心与基础。在明代体制研究中,三元二轨制,这套体制在地方上,就体现为三堂体制。所谓三堂,一般来说,包括巡抚都御史、镇守总兵与镇守太监,即文、武、内(合称内外文武官员,内官是相对于外官而言的)共掌政务。三堂体制在永乐中启其渐,至成化年间完全成熟,并遍布于明代的腹里与边地,是明代中前期最为典型的地方管理体制。

作为南方之都,南京并不是虚有其名,它拥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政府,包括六部、都察院等机构,这是大家熟知的;实际上,南京内府监局也被保留,与北京一样,同样称作二十四衙门。朝廷颁发诏书,往往通谕南北两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及两京内府各监局等衙门。南京监局衙门,管理南京内库物料以及为朝廷生产、供应各种物品(如南京织造衙门就由宦官督领)。

南京二十四衙门最重要的机构,是南京司礼监;南京宦官最重要的头目,是南京守备太监,南京守备是北京司礼监的外差,他们到南京,就兼南京司礼监太监,可见南京内监衙署与北京的相通关系。

南京守备太监不仅管理南京内府及二十四衙门,他还是南京三元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元。南京也实行三堂体制,只是作为副都,南京的督政者均为高配,比如文臣不任都御史,而以兵部尚书兼参赞;武臣不称总兵,而以勋臣担任守备;太监不称镇守,而称守备——为与武臣担任的武守备相对,又称内守备。尽管官称及地位不同,但三堂会政的性质是一样的。

嘉靖帝朱厚熜即位后,裁抑宦官,宦官势力遭到重挫,到嘉靖十八年,全国各边、省的镇守太监均遭裁撤,但崩溃了的三堂体制在南京仍存其旧,守备太监一职未被裁撤。太监与文武大臣共理南都之政的格局,一直存续到弘光小朝廷。现在所知的最后一任南京守备太监是韩赞周。这位韩太监是一位忠臣,他在明朝灭亡的前夕,自杀殉国。

明朝的政治制度中央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后来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设置内阁,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是这只是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并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执行过。整个明朝,后来的满清政治制度非常接近此种制度。

到了仁宣(仁宣之治)之后,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同时还设有监察机构和特务机构,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在地方设立三司,加强地方管理。

明朝朱元璋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于是废去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六百馀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只有路易十四时期的”朕即国家”可以类比。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幕僚长的职务。

明朝内阁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

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 [1] 。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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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中矛盾激烈。

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致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明朝内阁制强化了君主皇权制度。内阁制度随着皇权的高度强化而建立,权利的来源,由君主所授予,对君权的制约作用有限。事无大小,内阁都要秉承君主的旨意行事,遂成为君主加强皇权的工具,因此明代的君主专制比前代尤甚,助长了君主皇权的巩固与延续。

明代内阁因缺乏法定的地位和权力,只是政务的辅助机构,通过票拟、修旨来辅政,但大学士的票拟最终要通过皇帝的朱批,而明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宣宗时大臣章奏除皇帝亲批数本外,皆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参照内阁的票拟批红。宣宗以后,人主怠荒,深居内宫,不亲政事,不见大臣,又把太监当作心腹委以重任,朱批便由秉笔太监处理。司礼监便凌驾于内阁之上,内阁权力仅止于票拟。无论皇帝亲自掌权或者是假手于司礼监代批,大学士只能承旨办事,由是司礼监便趁机窃柄专权。明之阁臣即使有理想,有主张者,也必须先勾结宦官不可,否则一切政事都受到宦官阻梗,不能上达皇帝,如张居正为有明一代能臣,其任首辅时亦要密结司礼太监冯保,才能策动当时的政事。

。明之内阁上受君主箝制,内受宦官操纵,阁臣之欲握权柄者,皆不免以不光明之手段得之:一方面要交结内监;另一方面则又须倾轧同列之大学士,遂演成朋党之祸。即在明代内阁权任处于最高峰时,阁臣间为争夺辅地位,往往互相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朋党台谏,依傍宦官,世宗时之严嵩任首辅,威权不可一世,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到。张居正在万历元年出任首辅,也是因为内结司礼监冯保,逐高拱得来的。阁臣倾轧之剧烈皆因明代内阁没有正式的权力,没有合法的地位而引生的流弊。

由于明代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权力由皇帝授予,而宦官又居中窃柄,阁臣于是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而不敢有违,一辈阁臣都碌碌无能,遂使政风因循腐化。再至张居正之循名责实,积极有为,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更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继之为政者,惩张居正之败,多随俗浮沉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巩固权力,于政事则无所主张,政治遂因循积弊,日甚一日。

因此,东亚世界的文化内涵,可以从明清时期的政治制度构架,得到深入的扎实的解读。东亚与欧美文化,岂能相互比较嘛,起码历史都不答应。

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它异于西方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所谓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会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和一定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主体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展开便是政治生活的实现。

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则较为明确地划分政治领域和上述其他领域,更多地肯定了主体在不同领域中的不同身份,建立了政治生活特有的程序、机制、功能和结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古已有之的结构多次遇到冲击,起伏跌宕,既有域外文化的渗入,又有内部文化的嬗变,但其主体精神却难说有根本的改造,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依然是认识中国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人们构划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应抛开的基础。

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也罢,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也罢,均不是人们随心所欲选择的结果,而是一定社会发展水平、一定社会结构、一定主体的精神状况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亦即汤因比所说的,人类社会的规范、风俗、习惯是互相关联的,形成了一个网络,制约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规范,也许彼此间并无逻辑上的关系。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心理联系显然是存在的。社会演进往往是缓慢的,其表层有时虽然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中间变得面目全非,但社会关系的深层变化却小得多。因此,细察中国社会之状况,应当将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与其联在一起,舍此不行。

无论是考察今天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还是分析历史的沿革,政治文化的作用都不可低估。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走上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过渡的漫长道路,但目前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轨道仍没有超出这一历史进程。

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又是强大有力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政治生活比喻为辽阔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庞大的部分便是社会的政治文化。美国学者S. N. 艾森施塔特说,至关重要的是要把政治过程与社会文明更广大的背景结合起来,文明设定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在文明中发展成长。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政治文化的功效尤为显著。这一则出于政治文化的发达,另一则由于社会对政治文化的认同。

由于长期的文化熏染,中国社会大众的政治敏感性很高,这种敏感性因现代政治的发展空前强化,反过来又构成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得以存在的一项条件。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在分析政治人的概念时,曾区分了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有权者等不同范畴,以分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用达尔的概念似乎还不宜对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中的人做分类,因为他根据人们对制度的态度和关系来分类。在中国,大部分人都属于文化政治阶层,这一特征决定了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作用。

政治文化发展首先也是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政治文化是较为宽泛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规定。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待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般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价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们聚成一个整体。这些成份都需要一个历史的加工、提炼、凝固和溶化过程。因此,剖析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首先要考虑政治文化的历时性结构,这是解析当代政治文化的历史背景。舍此,既把握不住当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亲亲血缘关系,也把握不住当代政治文化转变的幅度及历史动因。

分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时性结构,以下变量是不可不选择的:

第一,古典结构,即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心性、重伦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学相同。西方政治文化重社会、重法制、重权力、重制约,因而政教相分,政学相分。西方政治文化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是重外部调节,即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权力运用、法律制度等机制调节人的行动,达到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中国政治文化铸造的集体无意识则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亲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通天人一内外,内圣外王。在这种精神主导下,则有忠君、草民等种种观念萌发。由于古典政治文化的精神未易,其具体成份也难变。儒家以追求人性为基本,治平为标的,追求广大悉备,图融和谐,使政治文化乳化在整个文化之中,界限不明。这既压抑了政治文化的成长,又巩固了政治文化。当然,政治文化中的古典结构,是历史选择过的结构,不能简单地将以往的东西完全加之于今天。古典结构只是当今政治文化的一分子,若用它来解释和透视整个中国政治文化,是不公允的。古典结构包含的具体成份也在演化之中。

第二,近代结构,即近代以来维新变法、批判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结构。这个结构的形成过程始于鸦片战争,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达到高点。可以看到,近代结构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地理局限性,从更高的理想追求来说,它也有原则上的局限性。这同其产生的渊源有关。但这一结构是近代中国没有达到的境界,故特别具有吸引力。

第三,最近结构,即1949年以后形成的政治文化结构。它较为年轻,且自身变革和改造最多。

从历史演进观之,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始终在不断地自我更新或自我否定。每一个历时性结构都意味着对前一种结构的否定或批判,结局是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价值系统。每一种新的价值系统还没有渗透社会政治文化的土壤就被淘汰了。政治文化的更新与新价值系统的形成关系密切,尤其与新价值系统的社会化有关。新的价值系统渗透政治文化,并能够驱逐旧的价值系统,支撑新的政治文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种价值系统只有成为帕斯卡尔所言的第二天性,才真正坚实稳固。世界上具有这一条件的国家并不多见。西方发达国家从文艺复兴开始形成新的价值系统,大约经过三百年左右的时间才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近代以降,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大约处于五十年来一番彻底改造的节拍中,古典结构往往潜在地、不声不响地延续下来,乃至进入后两个结构,而由社会变革或历史运动推动的价值更新,却不合人意。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转变时期重要历史参据。其中更为根本的原因应由深奥的哲学思辨来分析

大体上,可以将政治文化的共时性结构分在以下框架中。

第一,因素结构,如政治文化所包括的各类性质的构成因素。因素结构本身是多层次、多向性的。因素结构可以是传统政治观念、近代政治观念、以及中国社会实际形成的政治观念,由此产生的心理、情感和理想也与之相应;也可以是价值体系的不同组成因素。

第二,群体结构,即由于某种条件而形成特定界限的群体的亚政治文化。这可以由职业、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种族、语言、年龄等来划分。我们可以从表一看到年龄差别对人们政治观念的影响。群体结构是政治文化中动态的结构,也是载体结构,因素结构只有与它复合起来才有意义,下面讲的功能结构和地理结构也相似。

第三,功能结构,即围绕政治体制的各种功能而产生的亚政治文化,如对政治体系领导功能、行政功能、决策功能、扶助功能、发展功能、立法功能、管制功能等特殊领域的认知、感情和评价。这部分亚政治文化往往制约政治体制的功能选择和功能分配,直至制约政治活动的样式。

第四,地理结构,即因地理位置不同、从而因经济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亚政治文化。在中国,这层亚政治文化结构尤为错综复杂,民族区域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城乡之间亚政治文化的差异、东西部之间的亚政治文化的差异,尤其是乡土政治文化的分析和转变,都令人注目。中国有百分八十的人口在农村,所以政治文化的大部分载体在农村。这里的传统结构尤其坚固、耐久。在许多遥远的乡土文化中,还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概念,现代政治语言包罗的是乡土家族文化和亲缘文化的内容,与城市政治文化有较大反差。中国乡土政治文化这个大头长期没有得到真正的开发,现在只能说开始转变。除此之外,其他的地域结构也在转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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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分享王阳明的悟行秘籍 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军神大将东乡平八郎身上所佩的一生俯首拜王阳明开始,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明代的奇人王阳明对日本的影响…
日期:2022-08-07 点赞:0 阅读:708
东方思想(29):张学智王阳明思想新论【阳明心要官网:www.pnp9.cn】
王阳明思想新论 张学智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一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对于人生论极具启发意义,他把人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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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同体:王阳明思想的晚年发展【阳明心要官网:www.pnp9.cn】
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六年(1521—1527),王阳明居住在越城生活讲学,在这六年中,没有任官的行政事务,没有平定叛乱的戎马征战,是阳明一生中…
日期:2022-08-07 点赞:0 阅读:215
王阳明最著名的一首诗,打破人性限制,解放了无数人的心灵【王阳明心学国学网:www.pnp9.cn】
王阳明又叫王守仁,王守仁是明代心学集大成者,明代心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陈献章开启,湛若水完善,王阳明集大成。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
日期:2022-08-07 点赞:0 阅读: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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