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前期性理学者对王阳明思想的批判3：知行合一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传习錄》上卷第五条所言的「知行合一」，李退溪辩驳的篇幅最多。笔者曾撰文详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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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简要說明如下：对王阳明与李退溪而言，他们都察觉到现实经验中「知而不行」（或「明知故犯」）的流弊。李退溪认为解决之道，当就「义理之知行」來讲明，王阳明则从「知行合一」來立論。阳明反省到吾人的道德实践之所以产生「知」、「行」不一致的现象，所涉及的不是「理論」与「实践」的差距，也不是「知識」与「行为」的落差，而是不能体认「道德实践之本源」（本体、本心）所致。因而，阳明强调要从「知行本体」來理解「知行合一」。所谓「知行本体」实指「心即理」之「本心」，它不仅是立法者，也是执行者，用传统的說法來說，即是「良知」（知）、「良能」（行）。二者是本心的体用兩面，既有其相同的指涉，也有本质的关聯，知、行为一，不能分为兩件。但就退溪而言，应由「义理」（理性）层面來論「知行」，故「知」是指吾人对于道德观念的认識，「行」则意味着对道德观念的实践与落实，二者的指涉不同，必须有所区分，也必须透过学习的过程将「知」、「行」連结。

笔者归纳退溪批评阳明「知行合一」的理据有三：一是阳明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論证「知行合一」，是混淆了「义理之知行」与「形气之知行」。二是阳明就本心而言知行为一，是「专事本心而不涉事物」。三是阳明「形气之知行」本出于告子「生之谓性」。这三个批评中，以第一个最具理論意义，其言云：盖人之心发于形气者，则不学而自知，不勉而自能，好惡所在，表里如一，故才見好色，即知其好，而心诚好之；才闻惡臭，即知其惡，而心实惡之。 ［……］至于义理，则不然也。不学则不知，不勉则不能，其行于外者，未必诚于内，故見善而不知善者有之，知善而心不好者有之，谓之「見善时已自好」，可乎？ ［……］故《大学》借彼表里如一之好惡，以劝学者之毋自欺则可。阳明乃欲引彼形气之所为，以明此义理知行之說，则大不可。故义理之知行，合而言之，固相须并行，而不可缺一；分而言之，知不可谓之行，犹行不可谓之知也，豈可合而为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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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溪看來，阳明引《大学》「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論证「知行合一」，足見阳明是从「形气」（感性）层面着眼，故阳明所谓的「知行合一」是一个出自本能（不学而自知，不勉而自能）的「感觉」（知）与「反应」（行）的问题。据此，也可以推出退溪之所以批评阳明之說出于告子「生之谓性」。若以此來面对道德实践问题，是废学而任本能。然而，若从「义理」（理性）层面來論知行，从吾人对于道德观念的认識（知）到对道德观念的实践、落实（行），是一个由「内」而「外」，由「始」而「终」的现实化歷程，必须经由学而知之，勉而行之的过程达成。此即朱子所言：「論先后，知为先；論轻重，行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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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下，退溪认为义理之知行，实践上应相须并行，但在概念上，知行有别，豈可合而为一？实则，由于退溪不能理解阳明「心即理」之义，故也未能细察阳明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來申明其「知行合一」說，运用的是「類比」（analogy）論证，遂将阳明的「知行合一」說，视之为感性的好惡，进一步与告子「生之谓性」同调，均为「異端」。同样地，退溪对阳明「知行合一」的批评，也继续影响朝鲜后期的性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