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的成书过程

《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弟子门人的交游问学的往来语录。目前的通行本《传习录》是由钱德洪最后定稿完成的，其成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薛侃（字尚谦，揭阳人）刻印《传习录》于赣州，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本刻本语录包含“徐爱录”14则，“陆澄录”80则，“薛侃录”35则，共计129则。其中“徐爱录”载有徐爱与郑一初（字朝朔，揭阳人）、顾应祥（字惟贤，湖州长兴人）、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三人论阳明学和向王阳明问学的语录。“陆澄录”保存了孟源（字伯生，滁州人）、马明衡（字子莘，莆田人）、王嘉秀（字实夫，辰州人）、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唐诩、徐爱、薛侃等同门问学王阳明的语录与情形。“薛侃录”载有蔡宗衮（字希渊，山阴人）、徐爱、杨骥（字士德，饶平或海阳人）、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袁庆麟（字德章，信丰人）、栾惠（字子仁，衢州人）、陈桀（字国英，莆田人）、黄宗明（字诚甫，鄞县人）、梁焯（字日孚，南海人）、冀元亨、郭持平（字守衡，万安人）、黄宏纲（字正之，雩都人）、林达（字志道，莆田人）、萧惠、刘观时（字易仲，沅陵人）、马明衡等十六人问学情形。

嘉靖三年（1524）十月，绍兴知府南大吉令其弟南逢吉增编王阳明与同门弟子论学书信，刊印于绍兴，共二册，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与中卷（简称“南大吉本”“南本”）。此刻本上册内容为六年前薛侃于赣州印《传习录》本，南逢吉做了重新校对。下册为南大吉选编的王阳明论学书信，南逢吉校对。新版《传习录》收录了王阳明与徐守诚（字成之，余姚人）

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周冲（字道通，宜兴人）、陆澄、欧阳德、聂豹（字文蔚，永丰人）等人的论良知学书信，涉及陈九川、邹守益等弟子。

围绕南大吉刻本，阳明弟子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通过不断的重刻与增减内容，又出现了多个版本，主要者如下：
1．嘉靖七年（1528），阳明弟子聂豹与陈九川刊刻于福州养正书院的《传习录》六卷精纂本。时任福建监察御史的聂豹与另一阳明亲炙弟子陈九川认为阳明语录时有重复，故与阳明弟子明水“往来商订”，对之“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或上为三卷语录，下为三卷书信。此为对南大吉本的最早修订本，惜已散轶，流传不广。
2．嘉靖二十三年（1544），湖北德安府据南大吉本的《传习录》重刻本（简称“德安府本”）。此刻本共二册八卷。上册四卷，书前有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冬十月十八日《刻传习录序》、徐爱《传习录序》、南逢吉按语。《传习录上卷一》有徐爱录，末有薛侃正德十三年（1518）识语。《传习录上卷二》为陆澄录。《传习录上卷三》为薛侃录。《传习录上卷四》为书四通，即答欧阳崇一书一通，答聂豹（聂文蔚）书三通。《答聂文蔚书》书三通，第一通即今通行本《答聂文蔚（一）》，第二、第三通合并为一封书信，即今通行本《答聂文蔚（二）》。下册四卷。《传习录下卷一》书六通，依次为《答徐成之书》两通、《答储柴墟书》两通、《答何子元书》一通（语录体）、《答罗整庵少宰书》一通，分别为理道（理心之辩）、友道、师道、臣道、学道（朱王之辩），分类有当。《传习录下卷二》书一通，即《答人论学书》。《传习录下卷三》书三通，依次为《答周道通书》（语录体）一通、《答陆原静书》（语录体）二通（无钱德洪按语）。《传习录下卷四》文三篇，分别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下册四卷，总计书、文十三则，与七人书总计十通，文三则。德安府本《传习录》除与徐守诚、储罐（号柴墟，泰州人）、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三人五通书信外其他书信均在今通行本中。

3．嘉靖二十六年（1547），苏州知府范庆重刻本。《阳明先生文录》，附录南大吉版《传习录》前三卷，命名为《阳明先生语录》，即今通行本上卷。
4．嘉靖二十九年（1550），阳明弟子王畿重新编校，绍兴州判萧彦捐资重刻本（简称“萧本”）。王畿与萧彦认为南大吉本经过二十余年的流传，多有漫毁和缺失，于是进行了增补和重刻。此刻本共二册八卷。在内容上，上册书前有南大吉序、王畿《重刻传习录序》两篇。王畿序替换了南本徐爱《传习录序》、南逢吉按语。全书卷末，有萧彦短跋。萧本《传习录上卷一》前有徐爱书、徐爱记语录，后有薛侃正德十三年（1518）识语。《传习录上卷二》为陆澄录。《传习录上卷三》为薛侃录。萧本上册三卷内容均与德安府本相同。下册五卷，答七人书共九通，说、文三篇。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二篇，后有记载南逢吉向王阳明请问二书意较长按语，比德安府本多出“尝见一友问道问学与尊德性事”数十字）、《答罗整庵少宰书》二人三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一人一书，语录体。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二人三书，均为语录体。下卷四为《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二人二书。下卷五有《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

5．嘉靖三十年（1551），孙应奎、蔡汝楠于衡阳石鼓书院重刻王阳明手授南大吉本《传习录》。
6．嘉靖三十年（1551），福建监察御史、宣城后学沈宠刊印《传习录》本。此刻本由福建提学朱衡作序，增刊附录《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属于增刻本，底本源出王畿所赠萧本。
7．嘉靖三十三年（1544），江阴知县钱錞重刻本，共二册八卷（简称“江阴本”）。钱錞本上册前有薛甲序、徐爱序、南逢吉跋，缺刻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序，下册书末有门人管州跋。江阴本与德安府本、萧本相比，增刻了《修道说》与《亲民说》两篇。在结构上，为平衡上下两册刻印规模，德安府本与江阴本都将一卷书信挪到上册，与语录共成一册，其中德安府本将欧阳崇一书信与聂豹书信二人四通放到上册卷四，而江阴本则将答徐守诚、罗钦顺二人三通书信放到上册卷四。

南大吉首刻本出现之后，阳明后学对之在结构、内容上进行了多次调整、增删，一方面使其版本更趋完善，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其原貌。同时，对于阳明学说而言，一方面扩大了其流播的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带来阳明后学以己意“阐明”师说的问题。因此，为了防止师说“异化”，就必须使文献版本归一。这个工作就历史性地落在了钱德洪的肩上。但《传习录》的定稿并非一蹴而就，钱德洪亦是在不断调整各版本的过程中使之趋于定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嘉靖三十三年（1554），钱德洪与刘起宗、丘时雍在安徽宁国水西精舍刊印《传习录》（称“水西精舍本”），其中增刻《传习续录》二卷，钱德洪作序，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下卷雏形初定。《传习录续录》源自陈九川、黄直、黄省曾、王修易、王畿、钱德洪等人所录语录，增订《传习续录》二卷，收录何廷仁（字性之，雩都人）、黄宏纲、李珙（字侯璧，金华永康人）、王畿、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柴鸣治、欧阳德、薛侃、邹守益、马明衡、王艮、董沄（字复宗，海盐人）、张元冲（字叔谦，绍兴人）、蔡宗衮等十五人问学语录。今所存《传习录三卷·续录二卷》各传本均未收南大吉所刻书信部分，为全语录本；且《续录二卷》相当于今通行本下卷篇幅内容的六分之五，尚缺通行本《传习录下·以后黄以方录》最后一节约二十七条语录。

2．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吸收曾才汉《遗言录》所收语录，辑录并作序，由沈宠于湖北蕲州崇正书院刻印《传习录》（简称“崇正书院本”），其中增刻《遗言录》部分语录，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上、中、下）祖本刻成。本刻本除了增收《遗言录》中部分精彩语录外，同时也增收了钱德洪与王畿等人语录，总计27条，题为《黄以方录》，并作后序交代增订缘由。

3．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钱德洪、王畿编撰，胡宗宪捐资，唐尧臣、桂軏校订，于杭州天真书院重刻《传习录》全本（简称“胡宗宪本”），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基本定本完成。本刻本分上、中、下三大卷十一小卷，上卷三小卷，中卷五小卷，下卷三小卷。其中，卷中前有“钱德洪序”，详细记录了书信的增删、调整及标准；《传习录下卷》分《传习录下卷之一》《传习录下卷之二》《传习录下卷之三·续录》三部分，之一、之二就是水西精舍本新增语录；而《传习录下卷之三·续录》，前有崇正书院本钱德洪序，通行本《传习录》移到语录末，新《续录》是崇正书院本再次增刻，也是水西精舍本《续录》的再次续录。

隆庆六年（1572），明朝廷决定刊刻“阳明全书”，江西谢廷杰任主事，将胡宗宪本《传习录》汇入“全书”，在内容上移出《示弟立志说》，编入文录，增收《朱子晚年定论》，为《王文成公全书》前三卷，即今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通行本《传习录》之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