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的传刻与历史价值

近年来，学界关于《传习录》的成书和传刻之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以宁波大学邹建锋博士的考订最为系统和全面，此处取益之。目前的古籍整理和出版热潮一方面和学术思想研究的“阳明学热”相呼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习录》的版本学和思想史价值。

隆庆谢廷杰刻本之后，《传习录》的传刻又出现了多种刻本和钞本，如明代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李贽的《阳明先生道学钞》本、崇祯八年（1635）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本、崇祯八年（1635）陈龙正《阳明先生要书》本等，清代有清顺治三年（1646）王应昌、唐九经辑《传习录论》、康熙十二年（1673）是政堂俞嶙的《王阳明先生全集》本、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贻乐《王阳明先生全集》本、康熙二十八年（1689）张问达刻致和堂本、嘉庆三年（1798）李中孚与刘永宦各有《王文成公集要》本、道光六年（1826）王文德《王文成公全集》本、同治九年（1870）陶春田《王阳明先生全集》本、光绪五年（1879）林肇元《阳明先生集要三编》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魏允恭的《王阳明传习录》石印本、宣统二年（1910）国学研究会刻本等，“民国”时期则有“民国”四年（1915）上海新学会社所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集评》，以及“民国”十三年（1924）和十六年（1927）上海扫叶山房刻本二种等。同时，《传习录》在日本和朝鲜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中日本自《传习录》传入至昭和四十八年（1973），计有钞本、刊印本等35种之多。朝鲜朝基于自身的政治文化，《传习录》没能得到刊刻，但一直作为被诠释的对象（郑霞谷之前主要作为批判对象，郑霞谷确立了其研究对象）而存在，阳明心学作为“潜地的暗流”始终参与了朝鲜朝的儒学思想的建构。

通过《传习录》的刊刻和传播，我们可以看到，《传习录》作为中国心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其不仅对中晚明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东亚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