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2022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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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徐爱说:“著述经书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春秋》这部经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难看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等到《左传》出现才能看懂,那就是歇后谜……

【译文】
徐爱说:“著述经书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春秋》这部经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难看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等到《左传》出现才能看懂,那就是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章呢?《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左传》才能看懂,那孔子何必要删削它呢?”
徐爱说:“伊川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件,《春秋经》是判断。’比如,《春秋》记载杀死了某位君王,征伐了某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恐怕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伊川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往世儒者的说法,而没能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那么杀死君王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杀死君王的详细过程呢?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讨伐别国就是罪过,何必再去追究讨伐别国的详细过程呢?圣人著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留存天理、除去私欲。孔子对于留存天理、除去私欲的事,曾经说过;有时根据人们的问题,依各自的程度作答,也不肯多说,唯恐人一心在言语上钻牛角,所以说‘我不想多谈’。如果是一切纵容私欲、吞灭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给人解说呢?这就成了长乱导奸了。因此孟子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的,因此后世也就没有流传。’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当世儒者只讲求称霸者的学问,所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片功利的私心,与圣人著经的本意正相反,怎么能思量明白呢?”
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与他讨论这个很难啊!”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①,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②。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注释】
①吾犹及史之阙(quē)文也:语自《论语·卫灵公》。意即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阙,缺失。
②“孟子云”及以下四句:语自《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周书》篇名,记武王伐纣凯旋而归。
【译文】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书,就不如无书。我认为《武成》这一篇就只有两三页可取罢了’。孔子删述《尚书》,即便是在唐、虞、夏的四五百年间,也不过只留下几篇。删述到这个地步,难道就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叙述到这里,圣人的本意可以了解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复的文饰,后世儒者却还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①,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②,其事阔疏③,传之者鲜矣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注释】
①五伯: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秦穆公(?—前621)、楚庄王(?—前591)、宋襄公(前650—前635)。
②羲、黄:伏羲与黄帝。伏羲,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风姓。相传其始画八卦,又教民渔猎,取牺牲以供庖厨,因称“庖牺”,亦作“伏戏”“伏牺”“宓羲”等。黄帝,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黄,故曰黄帝。相传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
③阔疏:远。
④鲜(xiǎn):少。
【译文】
徐爱问:“圣人著述经书,只是要去除私欲,留存天理。至如春秋五霸以下的事,圣人不打算详细地告知世人,确实如此。但至于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被省略,无法得见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迹已经遥远,流传下来的很少,这也能想象得到的。当时都是淳朴素淡,重视辞藻的气象一毫也没有。这就是太古的治世,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爱曰:“如‘三坟’之类①,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②。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③。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注释】
①三坟:传说中记录古史的书。《古文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②于文、武则宪章之:语自《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云:“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祖述,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宪章,效法,遵从。
③“故周公”四句:语自《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译文】
徐爱问:“像‘三坟’这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要删除它?”
先生说:“纵使有流传下来的,也于现在世道的变化渐渐不相适宜了。风气日渐开放,雕饰日渐流行,到了周朝末期,即使想要以夏、商时的风俗改革风气,也已经无可挽回,何况唐尧、虞舜时,又何况伏羲、黄帝的时代呢?然而各代虽治世不同,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治世之法,就是尧帝、舜帝的治世之道。只是他们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治世,那些推行的政令制度,已经各自不同。即使是夏、商的政策在周代推行,已经并不合适了。因此周公思考三王的治策,兼收并蓄,发现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思考,夜以继日。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怎么能再次施行呢?这正是圣人删略前事的原因。”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
先生又说:“专心施行无为而治,不能像三王那样根据时代的实情来治世,而一定要推行上古的政治,这是佛教、老子的学问。根据时代的实情治世,不能像三王那样都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之心来推行,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治世。后世的很多儒者讲来讲去,都只讲得一个霸术而已。”
十二
【题解】
本条以治世论道。三代之治之可行在于其以道为本,效仿三代在于取其道而不在仿其事。这与上条具有论说意义的一贯性。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①,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①三代:即夏、商、周。
【译文】
先生又说:“唐尧、虞舜以前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再重复,可以忽略它了;夏、商、周以后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再效仿,可以删削它了;只有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经略,还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论说三代的人,却不了解当时治世的根本,而只效仿细枝末节,也就无法恢复三代治世的方略了!”
十三
【题解】
本条谈经、史之异同。从文体而言,史言事,经言道,但王阳明认为事即道,道即事,确定了“道”的评价标准,从而弥合了经、史之别。王阳明的这一立场与其以心释经、以心观物(事)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今文经学的思想。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①,《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注释】
①包牺氏:即伏羲。见前注。
【译文】
徐爱说:“先儒论述‘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史书是专门记载事件的,恐怕与其他‘五经’的内容和体裁都稍有不同。”
先生说:“讲求事件就叫史书,讲求道义就叫经书。事件就是道义,道义就是事件。《春秋》也是经书,‘五经’也是史书。《周易》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仪礼》《乐经》是夏、商、周时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件相同,阐发的道义也相同,怎么会有所谓的差别呢?”
十四
【题解】
本条承上条而言,经、史以明道,何故史中有善恶?王阳明以“示法”“杜奸”的目的论分别释之,最终仍指向明道。这种解释进路与王阳明“致良知”功夫的逻辑思路是一致的。至于王阳明解释孔子于《诗》不删《郑》《卫》,显然并无考据,但却肯定了孔子的一贯家法,也就是肯定了经、史明道的主旨,体现了阳明心学“立其大”的为学头脑和解经方法。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①;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注释】

①时:通“是”。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的目的是用来辨明善恶,明示劝诫的。善可以被用作训诫的,这是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恶可以被用作鉴戒的,这是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类似邪恶之事发生。”
徐爱说:“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也是存养天理的本源;删削恶事本身杜绝邪恶发生,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遏制在将要萌发的状态吗?”
先生说:“圣人著述经书,无非就是这种意图。但也不必拘泥于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①?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②,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③。’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④。’‘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⑤。’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⑥,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⑦,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①《郑》《卫》:《诗经》之《郑风》与《卫风》。
②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朱熹在《论语章句集注·为政》中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志,心志。
③放郑声,郑声淫:语自《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④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语自《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雅乐,纯正典雅的音乐。
⑤“郑、卫之音”二句:语自《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⑥乡党:同乡,乡亲。
⑦涵泳:浸润,沉浸。
【译文】
徐爱又问:“恶可以被用作鉴戒的,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发生,为什么唯独不删削《诗经》中的《郑风》和《卫风》?先儒所说的‘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志’,是这样吗?”
先生说:“《诗经》已经不是孔门原来的版本了。孔子说:‘要禁绝郑声,郑声是靡靡之音。’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郑、卫的音乐,是亡国之音。’这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所谓的雅乐,既可以在祭祀天地祖先时演奏,也可以在乡党群民之间演奏,都是宣讲平和,涵养德行,移风易俗,怎么会有这些诗在其中呢?这就是助长淫乱导致奸恶了。这些诗必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当世的儒者附会而成,以补足三百篇的数量。而淫靡之词,世间俗人大多喜欢传诵,如今街巷皆知了。‘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志’,是欲求解释而无法解释,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徐爱跋
【题解】
本条为徐爱为所记语录作的跋,主旨在于总结阳明心学功夫。综合前文可知,徐爱认为虽然“格物”与“诚意”语出《大学》,“明善”与“诚身”语出《中庸》,“穷理”与“尽性”语出《周易·说卦》,“道问学”与“尊德性”语出《中庸》,“博文”与“约礼”语出《论语》,“惟精”与“惟一”语出《尚书》,但王阳明的“心与理一”“知行合一”的格物新说,可以将这些思想通贯起来。
爱因旧说汩没①,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②,“明善”是“诚身”的工夫③,“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④,“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注释】
①旧说汩(gǔ)没:沉没于旧说,或指程朱之学。
②格物、诚意:语自《大学》首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③明善、诚身:语自《中庸》第二十章:“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④道问学、尊德性:语自《中庸》第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朱熹注云:“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意谓既虚心学习探究事理,又恪守道德规范。
【译文】
我因为受旧的学说的影响较深,刚刚听闻先生教诲的时候,着实惊骇不定,茫然没有头绪。后来受教先生时间长了,渐渐知道要自己亲身践行,然后才相信先生的学问,是孔门嫡传的学说,其他都是旁门左道,断港绝河!例如先生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论说,开始觉得都过分邈远很难实现,后来思考得久了,不知不觉领会学旨,手舞足蹈起来。
右曰仁所录①。
【注释】
①右曰仁所录:南本作“门人徐爱曰仁录”,此后有小段文如下:“曰仁所纪凡三卷,侃近得此数条,并两小序,其余俟求其家附录之。正德戊寅春,薛侃识。”

【译文】
以上是徐爱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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