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王阳明是满清人捧红的代言人，儒家思想在适应复杂性【王阳明心学国学网：www.pnp9.cn】

前文讲述了满情人在关外已经拿到了藏蒙满三大势力的正统地位。那么，入关之后，满情人又是怎么取得汉人的正统地位呢？儒家思想自孔子在春秋末年创立之后，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才有所起复，这是因为宗法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汉武帝时期，皇权达到最强势，才有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上千年间，皇权只不过覆盖了一小部分人群，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仍然是宗法制度。这也是为何皇权的强势总是稍纵即逝？即使是在五胡乱华，藩镇割据等造就许多民不聊生的时代，也不曾让人们放弃宗法制。反而越到了动乱时代，人们越要守护宗法制来捍卫信仰。宗法制天然就适应各自小共同体的组织模式，不适应大共同体的整体调配。即使它本身会随着人口膨胀，社会空间不足而导致战乱，瘟疫，也在所不惜。可是，从宋朝开始，皇权与儒家思想都逐渐走强了，这是因为宗法制受到的冲击前所未有。西方也一样，中世纪如此黑暗的时代，人们都不曾抛弃天主教。偏偏到了大航海，物资丰裕之后，人们反而要进行宗教改革。

这种情势其实在历史上早就出现过，那就是春秋末年。也就是说，每当遇到这种情势，人们所施行的宗法制以及信奉的祖先崇拜就会遇到挑战了，于是，就会有一轮造神运动来强化信仰。孔圣人之名也是因此而造就。西方也一样，轴心时代为何会思想家，或者宗教领袖辈出？是因为人们的需求在做引擎。

到了蒙古帝国代表的全球化冲击信仰与体制之后，儒家思想就已经成了不得不选择的了。当一个思想或者制度与社会形成不得不选择的绑定关系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出现不和谐的状态。因为这个世界最根本的真相是流动性，现实从未停止过流动。即使为了抵御一时的危机，形成了绑定关系，也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段成为固化的困窘。这是人们常常会忽略的重大思维缺陷。

从大的方面可以概括为儒家思想分为了两大阵营。一个是以朱熹集大成的理学，一个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他们各自有一部如同《论语》的著作，理学是朱熹编著的《近思录》，前文介绍了，这是朱熹将北宋五子的语录总结概括之后的记录。心学的著作即是《传习录》。这本书与《论语》一样，是王阳明的弟子们为了记录老师的语录与书信而编撰。它的书名就来自于《论语》中的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不习乎是指老师教的内容自己有没有好好复习。《传习录》之所以现在还很流行，是因为王阳明这个人被塑造成一个偶像型的人物了。《左传》中讲的三不朽是立德，立功，立言，王阳明全部做到了，而且在现实中，他并不像孔子那样生前处处碰壁，而是功勋卓著的成功人士。

不得不说的是，这反映出人们在面对时代剧变的两种心态。一种是朱熹所倡导的格物致知。所谓格物，就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探索事物的终极原理；所谓致知，就是将已经通过格物获得的知识向外类推，触类旁通，逐渐由一事一物背后的终极原理而掌握到万事万物的终极规律。以对外部世界的探寻来映照内心，包括大航海，以及下西洋等对远方的探寻都是为了更多地与外部世界沟通来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世界。另一种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主张直接向内心探索。你的心里去找；每个人的心里都深埋着一整套完整无缺的终极真理，每个人所该做的就是回到内心，从心底把终极真理发掘出来，然后再拿这套真理去影响别人，影响社会，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要领致良知。这也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朱熹的理学是相信时空的局限性，不相信人的局限性。心学恰恰相反，相信人的局限性，不相信时空的局限性。

前文中讲过，蒙古人扩张的一个根本性的基础就是信仰上的集权，王阳明所谓的完人，三不朽的标签也同样是心学集权形成的。其实，王阳明在仕途上的成功是他外在的行为模式决定的，与心学无关。心学在明朝又处于什么思想地位呢？在中国的正史系统里，通常都是后面一个朝代为前面一个朝代编修历史，比如《明史》就是清朝编的，《明实录》是继任的皇帝为上一任皇帝编修的。每一任皇帝继位，都要按规矩设立一个编辑部，搜集整理上一任的档案资料，诸如奏折、圣旨之类的东西，然后编年纪事。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明思宗，也就是崇祯皇帝，没有继承人来编修实录了，全套《明实录》也就没有《思宗实录》。在明实录中，会看到他的不朽其实是像秦桧、贾似道一样的遗臭万年。《明实录》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极度虚伪、奸诈、恶毒的王阳明，他的功劳要么是从别人那里冒领来的，要么是虚报来的，要么是眼看作乱不成，仓皇反水得来的。这竟然和我们印象中的王阳明截然相反。也就是说，王阳明是以异端的面目生活在他的时代里，人们对他的印象特别两极分化。认同他的人觉得他发现了沉埋千年的儒学真谛，是个替天下人拨云见日、拨乱反正的英雄，而看不惯他的人骂他标新立异，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是个扰乱人心、欺世盗名的反动派。那为何清朝人会为王阳明翻案呢？当然是因为清朝人的政治需求。这其实可以看出明朝人与清朝人的需求有何不同，明朝人是因为蒙古人冲击宗法制度引起的剧变太过强烈，清朝人则需要将宗法制度融入他们建构的超大共同体中，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将儒家思想复杂化。也就是说，追求集体，共性等集聚特色的思想氛围时用以理性为基础的理学；而追求个体，个性等特色的思想氛围时用以感性为基础的心学。这其实说明宗法制在明清两朝遭遇的困窘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

也就是说，明朝的主流思想是理学，清朝的主流思想是理学和心学。这让我想到，心学就像是在古印度的佛学，在最初并不受待见，大多数人把它看成是异端邪说。可是，它们的次序却是相反的，心学倡导的思想其实非常像印度人信奉的本土宗教婆罗门教，是以感性为基础的，而理学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佛学是感性中参杂了理性。这也是为何佛学被称为乐观厌世的原因？可是，偏偏心学的观点与佛学很像，要找终极真理，不必到宇宙和万事万物当中去找，只要在你的心里去找；每个人的心里都深埋着一整套完整无缺的终极真理，每个人所该做的就是回到内心，从心底把终极真理发掘出来，然后再拿这套真理去影响别人，影响社会，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要领致良知。这其实强调了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想象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分裂已经是社会主流趋势。前文中提到蒙古人的信仰一开始是萨满教，这种信仰非常像婆罗门教，后来又改信藏传佛教。这其实也是一种将两种不同思想整合在一起的逻辑。满情人继承了蒙古人的思想道统，就必然要营造出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所以，神化王阳明，满足了清朝人的思想需求，也为汉人接受复杂的超大共同体提供了思想基础。其实在朱熹生活的时代，也曾有过类似心学的思想，代表人物是陆九渊。他以直觉为本体，而认为这种本体虽超越于人的知识之上，却又不离人的知识。所以他强调尊德性，而又要以求知的手段充实本体，来作为德性的补充。意思是说，人能够感知到的才是本体，用认知去理解的，其实已经被认知模块化了。明朝人与清朝人，各自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了不同的解构方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