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浙江衢州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 ……
董平，浙江衢州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明人集部主编、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等职。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访问学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传奇王阳明》《名相管仲》。董平教授是国内最早把阳明心学推向公共传媒、向民间传达的代表人物。
2010年，董平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传奇王阳明》，出现热播现象。近10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回归逐渐成为思想潮流，社会上兴起一股王阳明热，不管是书店还是图书馆，货架上的王阳明书籍琳琅满目，经常有王阳明新书热销的现象，在网络上，阳明心学等词的搜索率也日益高涨。
以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等为代表的阳明心学在中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幼名云，字伯安，号阳明，谥文成，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他是中国心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王阳明画像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董平先生，是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院长，也是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先秦哲学、宋明理学、中国佛教哲学等方面研究。2019年5月8日，中国阳明心学论坛香港研讨会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岸三地的专家和学者就阳明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力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董平教授当日也亲临现场。研讨会之后，董平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物质生活日趋丰富的今天，如何实现人的存在的完整性、个体意义和价值，阳明思想提供了一个可从中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资源。
阳明心学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典范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综合。
阳明心学，通常又称作王学，是宋代以来整个儒家理学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董平教授认为，一定程度上来说，阳明心学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典范的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的综合。
董平教授对古代的思想历史做过系统性的深入研究，他首先指出，古代的思想历史毫无疑问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既有它本身的连续性，同时也具有阶段性。
董平教授指出，先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典范的儒家，是以自由思想家的身份来表达其独特思想及其对于社会政治、世道人心的现实关切的，其核心要义是要为处于礼崩乐坏之无序状态的社会政治局面重建公共秩序，所以诉诸礼的秩序建构，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重建来实现社会政治、伦理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全面建构，就成为先秦儒学的核心问题与思想取向。汉武帝时代，儒学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意识，某种意义上也即是使儒学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到这时儒学才真正实现了与国家制度的联姻，同时儒学也就转变为经学。
阳明心学是广泛整合了包括佛教在内的普遍的思想资源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
公元一世纪印度佛教输入中原，随即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有意义的他者。佛教是古印度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前5世纪创立的，在东汉明帝时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因为信仰的排他性，佛学自然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特别是与儒学发生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佛教初传中原地区时，帝王和贵族们把佛（浮屠）也当作类似于中国的神仙来崇拜，并与黄帝、老子并列。后来佛经翻译渐多，信仰者对佛教的了解日益深入，才知道佛不同于中国的圣人，有了中外的分辨，义理的不同，从而产生了矛盾与论争。尽管中国文化与佛教的冲突、论争的过程非常复杂，但这一过程总体上却体现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所以其最终的结果，反而是佛教在中国获得了更深更广的传播，到隋唐时期，几乎成为政治上层、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普遍信仰。
董平教授认为，阳明心学的整体架构是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并吸纳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元素，同时也有效整合了宋代以来各不同思想学派的思想成就，其中当然也包括程朱理学思想在内，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对此，董平教授也对理解理学乃至阳明心学具体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阳明心学有其自身的思想根基，这一根基无疑是以孔孟为典范的儒家学说，但儒家思想在阳明心学的整体构成之中，只是一个核心的基础，并不是它的全部。阳明心学是广泛整合了包括佛教在内的普遍的思想资源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
第二，要真实理解阳明心学的核心主题及其理论目的，需要把它回置于中国思想的历史过程，不能脱离中国思想发展的自身历史。中国文化一直是开放的、是包容的，并在多元思想资源的整合之中体现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思想结晶。但另一方面，开放包容、多元发展，并没有中断本民族文化自身特质的历史绵延，中国文化自身的统一性与完整性是得到保持的。隋唐时期佛教的特别繁荣，固然是中国文化开放包容、多元发展的历史证明，但就当时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来看，实际上也意味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挑战，尽管佛教已经实现中国化，但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之中，它仍然是外来的。韩愈在唐朝最早提出要反对佛教，如果从文化根源上来追究他反佛的原因，实际上是他从佛教的繁荣之中觉察到了一种文化的危机，从而对孔孟之道的历史绵延与价值承继产生了一种忧虑，所以他最早具有道统意识，试图重新追回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自身文化的历史主体性。韩愈去世之后，唐武宗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灭佛，这一灭佛事件，实际上是把韩愈的火其书、人其人、庐其居这三大策略贯彻落实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起到遏制佛教发展的作用。
北宋的统治者依旧提倡佛教，佛教仍然相当繁荣。同样的情况又引起了一批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他们一方面接过韩愈关于道统的观点，在舆论上仍然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他们改变了韩愈那种对待佛教的做法。正由于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卓越的思想努力，使儒家思想在宋朝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中获得了新颖的发展。董平教授认为，宋朝的理学家对于儒学的重建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这一思想重建，既以儒家思想为根基，重新恢复了儒家的主体性地位，但同时又吸纳了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不同思想资源，从而实现了对于儒家思想的重新建构，完成了儒学新形态的全面建设，因此人们称之为新儒学，也即是所谓理学。
所以理学的诞生，从思想历史本身的脉络来讲，它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在里面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尽管宋代的理学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受到佛教观点的影响，都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资源，但是在公开的舆论上，他们一定是反对佛教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吸纳佛教的目的，实质上恰好是为了解构佛教，使中国文化的主体重新回归于儒学，重新回归于中国自身的文化根基。
董平教授也强调，理学实际上既是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构，也是价值理念的重构。基于传统的道统思想，大家都去以先秦孔孟儒学为基础而重新加以建构，结果就建构出了不同的思想形态。这就好比有个老宅子，地基、屋梁、砖石瓦块都在那里，你可以用这些老的建筑材料搭建出一座式样新颖的房子，他也可以用这些材料搭建出另一形式的房子，这就有了宋代理学的不同派别。程朱理学是一种儒学重构的形式，陆王心学也同样是儒学重构的形式，只是他们所建构起来的形式并不相同而已。
阳明心学的核心
王阳明及其心学之所以能够让大众抱有持续的热情，表明阳明心学的确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但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是什么呢？
构成王阳明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是他全部理论的基础，知行合一是关于心即理的实践性展开，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是达到圣人境界的根本工夫。
董平教授对阳明心学中这三大命题的思想精髓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
王阳明讲学雕塑
一、心即理
大家都知道，王阳明在被贬谪龙场之前，曾经过泛观博览的阶段，凡文学、诗艺、骑射、兵书、道术、佛学，以及宋代以来理学诸家之说，皆无不精通。他曾笃信程朱格物致知之说，以为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但格物的实践，却总使他感觉到其中实有扞格难通之处。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因上书朝廷谴责用事宦官刘瑾，身陷囹圄，出狱后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在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与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下，王阳明的生命境况几乎被逼迫到了极限。生存还是死亡，对当时的王阳明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正是在极端艰险的生命磨难之中，王阳明实现了自我生命境界的突破与超越，有了龙场悟道，成为他精神生命与思想生命全然更新的转捩点，为他此后的全部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根据与基础，他简短地概括为三个字：心即理。
心即理的意义，首先就是肯定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们的本心本性原本就是与无限广大、无限光明的天道相同一的，所以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我们每一个人原本也都是充分具备圣人的全部本质的。只要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人物、事物相交往的全部过程中，把我们内在的本心体现出来，我们事实上就在行道，就走在通往圣人境界的路途之中。因为圣人与普通人并不具有本质差别，只不过圣人能够时时、事事、处处都体现出他无私的、与天道相同一的本心，而我们普通人却往往免不了自私自利、计较利害。正是私心、私利、私欲的计较，才使得我们与圣人相去悬隔，背道妄行，甚至堕落到极点而不能求之于人道的世界。
董平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天道是无所不包的，天道是能够创生的，能够生生不已的。心即理的基本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心原本就是同一于天道的，这是对于人的真实存在或者说存在本质的一种先验假设。说到假设，我们经常会听人说：既是假设，那就是假的了。其实不然。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预设，基于这些预设，理论才获得进一步展开的基础。人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涉及关于人本身存在的预设。不同的关于人的预设或假设，事实上就代表了关于人的不同理解，同时也代表了关于人的理想状态及其生命境界的不同期盼。在一般意义上，关于人的不同假设，一定会展开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经济学上有一个说法，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有所谓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人就是为追求物质利益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因此他一定是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定要赚取利润的，那么在这一假设之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去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就是假设的作用。
王阳明讲心即理，也是类似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假设，它代表着王阳明关于人的独特理解。如果我们确认这一假设，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把心即理确认为自己的一种真实的、本原的存在状态，它是作为一种先验真实而存在的；基于这一先验真实的内在体认，我们把它在现实生存过程中体现出来，那么先验真实就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实践而被转化为经验事实。这样，也就是存在的本原真实状态在现实的经验生活中得到了还原。王阳明说心即理，即是把人与天道的本质同一性确立起来了，并把心即理作为人的存在的先验真实，既然如此，那么要求把心即理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出来，也就成为天经地义，是人的当然的使命。而把心即理实现出来的工夫，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要义：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二、知行合一
董平教授表示，现在人们对知行合一的理解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善意的误解是把它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或把理论运用于实践；过去还存在着一种恶意的误解，认为知行合一是以知代行，所以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实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是就人作为自觉的生命存在的本原真实状态而言的。我们的心灵原本是既能自知又能知他的，所以是知的本体；我们身体的全部活动，也一定是在心灵的主导之下才是可能的，所以又是行的本体。王阳明曾多次强调，知行的本体原是同一的，这正是知行合一的根据。
正因为知、行都是统一于心的，是具有本体上的同一性的，所以知、行在本原上说，就必定是同一的。即使就经验意义上的知、行活动而言，也必然存在着过程性的同一性。既讲过程，那么就一定有始有终，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正是在过程性的意义上，王阳明扩展了行的内涵。他曾说：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句话大概最容易受到今天人们的诟病，会把它理解为唯心主义或者批评为以知代行。但实际上，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不过是说行之始，而实际展开的行为活动过程的终止，则是行之成。
王阳明是把知作为行之始的，并且是把在主观的行与客观展现的行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过程来理解的。我们今天在哲学上把实践理解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这是很全面的。但既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那么就应当考虑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发出一个行为，原本是存在着这个行为的主观状态的；而实际的行为活动，只不过是把这个主观状态客观化，使它获得一种客观的形式。因此，对于行的过程性的全面了解，恰好需要我们把行的主观状态或在主观的存在，与它的客观状态或在客观的存在，完整地统一到一起。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知（包括一念发动处）是行之始，是行的主意，那么它也就是客观之行的主观状态，或者是前形态；而作为知的工夫，知之成的现实行为，就是主观状态向客观维度的展开，在现实性上促成了行的主观状态向它的客观状态转变，使它成为一种被实现了的形式。
在行作为一个完整过程的意义上，董平教授说，王阳明把在主观的行（知）与在客观的知（行）统摄到一起，一方面是扩展了行的内涵，从而把知行合一贯彻到底；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揭示出了知行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他讲的知行本体问题。所谓知行的本来体段，王阳明的确是就其存在的原始状态来进行论述的。不过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强调了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展现于实际生活之中的行为状态需保持其统一性，这是人格完整性的基本要求。
在个体生命存在的自身完整性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知行合一的，我们总是能够把一种内在的知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现实之行的。王阳明也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渴了，那么也就是说我知觉到我的口渴了，如果这一内在的知觉是真实的，那么见到水在这儿，你就一定会去喝水，喝水这一行为就是你渴了这种内在之知的外在表现。但如果你说我渴了，可是水在眼前你就是不喝，那么我就可以说：你口渴了是假的，不是真实的。从这些生活实例中，王阳明得出这样的结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现实的行为即是真知的体现，不能付诸现实行动的知是不足以称之为知的。对于我们一个正常人来讲，我们内在的一种真实的心灵状态、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知觉状态，是一定会通过外在的行为来展开的。那么返回去讲，一个人的外在行为，事实上就都是他某种独特的内在精神状态的表现，所以知行合一本来就是人的真实的生命状态。
虽然如此，但是一旦我们走向社会，当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社会事务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走向心身的分离，也即是知行不能合一。比如那个东西高，我要，就奔着那个高的去；那个东西大，我要，也奔着那个大的去；我们总是容易凭借着自己的感官知觉，向外追求富贵崇高、功名利禄，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对于外物的追逐当中，我们有可能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内在精神，从而使我们的外在行为活动脱离本心，这就造成了心和身的分裂，或者知和行的分离。心身分裂、知行分离，在王阳明看来，那就是自我生命的灭裂，那还怎么谈得上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呢？所以他的知行合一之说，就是要重新建立起自我的心身秩序，使全部的外在行为都归摄于本心的主导，用本心本性来管理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这样我们才真正回归于心身一元，回归于人格自身健全的本来状态。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是身的主宰。全部的身体活动都归摄于心，心成为全部行为实践的主宰，如果我们真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叫做知行合一。所以也只有知行合一，我们才可能实现人格本身的健全统一，才可能真实展开我们现实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知行合一是我们真实生命的呈现方式。通过知行合一，我们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同时也就在展开自己的精神世界与价值世界。井底之蛙只有跳出井底才会面对天地的广大，人也是如此，只有跳出私心、私利、私欲的藩篱才可能实现生命境界的崇高。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人和世界交往的结果是取决于自己的心灵状态的，以不同的心灵状态去对待世界、去主导自己的行为活动，必然会产生不一样结果。
三、致良知
良知是人人具足、个个圆成的，它就是我们的本心，就是心即理的那个心，所以良知即是我们存在的本然真实状态。所谓致良知，就是要用我们自己的生活实践，将良知的本然真实状态体现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到我们与之相交往的全部对象那里，实现出事物存在的本原真实，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从而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用王阳明自己的比喻来说，良知就好比是一面镜子。镜子是平的、明的、静的、净的，这样的一面镜子，也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反映、不扭曲事物的本来面目。良知即是心之体，是我们的真己，它是永恒存在并且能够像镜子一样对自己的身心以及一切外物进行如实照察的。事情来了，良知就像镜子一般，如实映照，纤毫毕现；事情做完了，就像事物离开镜子，丝毫也不曾留下。洪应明《菜根谭》中的名句：风过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则心始现，事去则心随空。说的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每天所面对的，总是各种各样的人与事，当我们面对它们的时候，就要去掉种种私心，排除种种私欲，不使任何私心私意掺杂其中，这样我们才可能还原事情的本来真相，就好比镜子如实反映面前事物一般，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各得其理；事情做完了，就要使心体重归于本来的大中至正，就好比事物离开镜子一般，不滞不留，只是一个明净。这就叫做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所以在王阳明那里，致良知就是要把日常生活事务都做得大中至正，各尽其理，就是追求真理，实现真理。
现在有的人认为，致良知就是凭感觉做事，就是依照直觉，我怎样想就怎样做，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阳明学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弊病。晚明时期的刘宗周曾经对当时的阳明学派之弊病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倡狂者掺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前者是把自己的感觉情识误认为良知，后者是把良知说得玄妙无比，结果脱离生活。这两种倾向都残害了良知本身，不是致良知，而是致私意致私欲了。我们今天宣导阳明心学，宣导对致良知的实践，那么我们就必须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掺之以情识荡之以玄虚，而真正回归阳明先生致良知的本来真意。良知不是个体直觉，更不是个体当下的经验感觉。良知是大中至正之本体，是具有公共性的。它是规矩尺度，有规矩才有方圆，有尺度才有长短。规不是圆，但囊括了一切圆；矩无方，但涵摄了一切方。所以阳明先生也说良知无善无恶。我们通常讲善恶，都是指经验世界中的相对价值而言的。有善才有恶，所以善恶是相对的。经验生活中的一切善恶，都是相对价值，但良知却是价值的绝对，所以是超越于经验当中的善恶的。这就好比经验生活中的一切善恶都是具体的方圆，而良知却是规矩本身。规超越了一切圆，但规却是一切圆的衡量准则，我们就不妨说规是至圆；良知超越了一切经验的善恶，但一切经验的善恶都是依赖良知的权衡才显现出来的，良知即是一切善恶的判断准则，所以良知也便是至善。我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我们大家都念过初中数学，其中讲到过有理数的数轴，中间有一个原点0，这个0既不是正也不是负，而是超越于正负的，但正是这个0的存在，一切的正数负数都得到了清晰区分，这个0就是知正知负的。良知本身无善无恶，却是知善知恶的，是善恶的规矩尺度，所以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为至善。
良知就是这样一个无善无恶的至善之体，所以阳明先生又说良知只是个天理，是个未发之中，是大中至正的本原，良知即是道。良知既是道，既是天理，既是大中至正，它就必定是公平正义，这就是中，既是存在意义上的中正，也是价值意义上的中正，是绝对的价值中立。中正，即是无私无偏，无私则大公，有私则必有偏弊。假如我喜欢红色，我就把自己眼镜片弄成红色，那么事实上红的东西固然我看去就红得更加鲜艳，但白的东西我看去也是红的了，这还能还原事情的本来真实吗？所以要致良知，就是要去掉所有一切的偏见、边见、私见、先入之见，放掉所有这一切，只以一个空空如也的本原之心，去面对当前的事情，还原事情本身，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这就叫做公平正义，实现真理，这就是至善，是最高善。
我们在经验世界中致良知，就是尽人道，就是实现真己的现实表达，实现真实的自我。时时、事事致良知，就是尽人道以达天道，就是孔子所说的下学而上达。就人的现实存在而言，我们总是在和他人、和世界的交往过程当中来实现我们自己的真实存在，真己的真实存在性，也只有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当中才能得到证明。正是致良知的实践过程，把我们与他者联系到一起，不断实现自己与外在世界的真实联系，与此同时也就实现了自我生命局限的突破。所以致良知的最后境界，就是实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达到这一境界，那么我们心即理的本原实在状态，也就得到了全体的真实还原，我们才可以毫无遗憾地说：我们实现了人的本质真实的存在，我们完成了人的使命。
阳明心学盛行的原因
2016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化院和北京三智文化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在北京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四十余名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大陆、台湾的阳明心学顶尖学者和政府领导出席论坛，一千余名企业家代表、社会各界精英以及阳明心学爱好者参会，共同探讨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7年11月18日，由中国文化院、北京三智文化书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开幕。2018年6月17日至18日，来自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大陆、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五十余位阳明学专家学者，一百多位书院代表，社会各界代表及企业界精英一千余人，参加了绍兴闭幕论坛。论坛组委会决定将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的永久会址设在绍兴。
2019年3月23日，主题为中国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论坛由中国文化院、绍兴市人民政府、北京三智文化书院主办。第三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于5月18日至19日在绍兴召开。
阳明心学当前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逐渐成为当代显学，董平教授认为大概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不再是在其固有的生产方式之下的单独发展，而是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之中实现其生存发展的，是在与西方世界的对峙、理解、融合之中实现其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的转型。在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最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实现了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的突飞猛进，为世界所瞩目。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社会普遍的物质增进，似乎并没有真正使中国人在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之中获得他人的由衷尊敬。原因何在？我觉得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某种意义上是忽略了对于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缺乏本原文化的传承意识。一个具有强健体魄却缺乏内在精神的人，大抵不会获得人们的由衷尊敬。强大的物质大厦，还需要精神文化的支撑。我们今天提倡传统文化的回归，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重归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要为我们这个强大的物质世界重新建立起精神文化支柱。而王阳明的心学，直达人心，直指本源，实在是最为切合于当前的文化需要。
第二，从阳明心学本身来讲，他的心学思想具有广大的涵容度，它本来就是萃取了儒、释、道之思想的精华，并且事实上也能够与某些西方学说（如当代的现象学）相互借鉴，是具有它本身独特的现代性与世界性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阳明的思想是容纳了中国古代各种思想资源而予以集大成的一种形态，并且又具有现代性与世界性，切于当代中国特定文化环境之下的根本需要，这就使王阳明的思想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总之，董平教授认为，今天的阳明心学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也有阳明先生思想本身的原因。阳明先生揭示人人本有的良知之明德，单刀直入，直下贯通，强调明德的现实体现即是本真自我的现实表达，即是以人道而达于天道，我们因此而实现人的存在的全部意义与价值。的确，没有哪一种别的思想，能够比阳明先生的致良知说更能提升人类的精神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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