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王阳明知行观的形成背景是什么？ 王阳明的知行观是在相应的社会发展、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从思想的传承上来说，无疑是宋代理学的直接催生，而从社会历……
原标题：王阳明知行观的形成背景是什么？
王阳明的知行观是在相应的社会发展、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从思想的传承上来说，无疑是宋代理学的直接催生，而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使然。以下主要从程、朱、陆对知行的理解及理学在现实中的困境两方面来对王阳明知行观的产生背景作一些说明。
二程、朱陆对知行的理解
王阳明知行观的最大学术背景，首要当然应该是宋代理学的影响，而其中对于知行有集中论述的，则以二程、朱熹、陆九渊或其人门下的论述为多。这里先来看二程对于知行的看法。
总体来说，二程对知行的观点并不是一句话或者是用理论的某一方面就可以概括的，以下尝试着从两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方面是关于知行的知先行后，也就是说认识在先，而实践在后。这方面的内容二程的论述很多，如程颐说：
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等行难，知亦难也。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自古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以此见知之亦难也。
言下之意，人的实践，是要以知为先决环节，知以后，才能做出相应正确的决策以及行动。他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去京城。他认为要去京城，一定要先知道如何前往，否则即使有心，也没办法最终到达京城。从程颐这里的表达来说，知行显然就是纯粹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范畴。
为此，他再进一步强调：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觑却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 睿知，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有诸中，必形诸外。德容安可妄学？如子所言，是笃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经，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尧典‘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亲亲本合在尊贤上，何故却在下？须是知所以亲亲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必须是知了，才能够去具体行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勉强去做，就想得很盲目，这是不可能彻底并且持久的。
这是程颐关于知行先后顺序的论述。不过，如果单从知行的先后顺序上来讲知行，以二程的身份地位和对哲学的把握能力，显然并不相称。他们对知行，有着更深的理解。这里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一是二程也认为知行并不是绝对分离的，二是他们认为知行还是应该在更深一层为道的角度来理解。如程颐又说：知至则当至之，知终则当遂终之，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②这分明是承认知行是一个完整体，只不过有先后顺序而已，但先后两个环节，并不能强行地割裂开来，而只是将眼光放在上半部分或下半部分上，这就是断章取义，没有从体系或认识实际情况的宏观上来把握。理解得深透了，自然就会去实践，并且一定会将所理解的东西实践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有知而不行者。并且，这种知行，是对心性认识的一种描述。
朱、陆对知行的诠释
在朱熹那里，对知行关系的整个描述框架并没有超出二程，因为朱熹的学术可以说是直接承接二程尤其是程颐的。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是直接针对知行之先后而发的论述。不过，朱熹显然意识到了知行关系并不这么简单，他更进一步辨证地论说了知行。《朱子语类》卷九云：圣贤说知，便说行。大学说‘如切如磋，道学也’；便说‘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说‘学、问、思、辨’，便说‘笃行’。颜子说‘博我以文’，谓致知、格物；‘约我以礼’，谓‘克己复礼’。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从中我们可看出，朱熹并不偏重于其中某一方面，而是辩证地来看。
非常有意思的是，因为朱熹思想中与心学的对立常常被研究者主观放大，于是就以为凡王阳明的主张，朱熹就应该是走在反面才对。其实对于知行关系，朱熹的知行合一观并不少见。而学者对于陆九渊知行观的看法，则又经常将其与王阳明知行观等同，可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陆九渊还更侧重知先行后，如说：
为学有讲明，有践履。《大学》致知、格物，《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孟子》始条理者智之事，此讲明也。《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
也就是说，关于知行合一，二程、朱熹、陆九渊都已经有了很精到的论述，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概念加以表述。而这无疑就为王阳明知行合一观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产生机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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