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评传第一章：王守仁的生平经历(2):少年志趣

二、少年志趣

《年谱》言郑太夫人娠（shēn）守仁十四月而生。生时，祖母岑氏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予岑。岑醒来，已闻婴儿啼哭声。祖父竹轩公感到奇怪，就替孩子取名为云。由此，守仁出生处被称为瑞云楼。守仁出生的这一传说，还见于湛（zhàn）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黄绾（wǎn）的《阳明先生行状》和张廷玉的《明史·王守仁传》。这与其父王华诞生时，其祖母孟氏梦其姑托一绯（fēi）衣玉带童子授她一样，都是寄托了王氏家族对新生孩子富贵发达的期待。

但是，据《年谱》载，守仁长到五岁还不会说话，这可急坏了王家的人。一日，守仁与群儿嬉，有一道人经过看见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意思是说，“云”这个名字，泄露了天机，受到不能讲话的惩罚。竹轩公醒悟，就把王云改为王守仁。果然，守仁就开口讲话了。 一日，诵竹轩公所尝读过的书，众人都很惊讶。一问，回答说:“闻祖父读时已默记了。”这一传说，显然与岑氏梦神人授绯衣童子给她一样的离奇，不可相信。但其中亦包含着《年谱》 作者的用意:守仁还不能讲话就能默记经籍，其聪明是可想而知的。

守仁的少年，11岁以前是在余姚度过的。11岁到17岁，是随父在京师度过的。守仁少年的这一段生活，《年谱》记载很简略，但少年时代的守仁，并非如有些传记资料所说的那样，从小就志于学圣贤。如《年谱》11岁条记:守仁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守仁怀疑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一个11岁的小孩，正是贪玩的年龄，恐未必就立志读书学圣贤的。

其实，守仁少年时代的兴趣是在习武和辞章。守仁少时是一个很顽皮很好动的孩子，这种性格，使他对军事战阵有着天然的兴趣。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说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王龙溪《滁阳会语》说他“英毅凌迈，超侠不羁”，黄绾《阳明先生行状》 说他“性豪迈不羁，喜任侠”，都道出了他少年喜欢习武的个性。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说得更具体:守仁12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

龙山公出见之，发怒说:“我家世代以读书显贵，用得着这个吗?”守仁问:“读书有什么用处?” 龙山公说:“读书则可以做大官，如你父亲中状元，就是读书之力!” 守仁说:“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 龙山公说:“父亲中状元只止父亲，你如果要中状元还得去勤读。” 守仁说:“只有一代，虽状元也不希罕。”龙山公更为愤怒，重重地打了他一顿。《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有小说家习气，所载虽不可尽信，但这一段记载比《年谱》言守仁11岁就以读书学圣为志，似更近人情，因为这比较符合一个11岁孩子的性格特征。

守仁48时平定宁王叛乱，张忠、许泰等人嫉妒（jí dù）守仁功劳，挑衅（xìn）性地提出要与守仁在教场较射，想以此出守仁的洋相。结果守仁三发三中，挫伤了张、许等人的傲气，不得不班师还京。试想守仁如无少年时代的习武骑射之功，是绝不会三发三中的。

（第一章）四

守仁喜爱习武，可能与当时的社会动荡有关。守仁随父在京师的几年，国内不断地有零星的农民起义，退回北方的蒙古贵族亦不断犯边。《年谱》载，守仁15岁曾出游居庸三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在塞外调查诸少数民族的种族，思考备御之策。并驱逐胡儿骑射，经月始返。由于一心想着骑射，一日梦游伏波将军庙，并赋诗说:“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bìn）毛皤（pó），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马伏波是东汉光武帝的大将，尝有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向，以后屡建奇功，在讨伐五溪蛮时，病死军中，果然以马革裹尸而还。嘉靖七年十月，守仁平广西思田之乱，在归越的途中过梧州，拜谒（yè）马伏波庙，忆及15岁梦游伏波庙，不觉感慨（kǎi）万千，遂题诗二首，以抒感慨和对伏波将军的敬仰。一个少年时代的梦到晚年竟变成了事实，这给守仁的一生平添了不少神秘色彩。他自己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要说是命定也确实是一种命定，只是这种命定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主宰的，而是由其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的。李贽（zhì）说:“先生卒亦裹尸而归，为朝臣桂萼（è）所谗（chán）毁，夺其封爵，何其若合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以无恨矣。”在历史上，凡志同者亦有其大略相似的人生经历，要说命定，这就是一种命定吧。

应该认为，守仁以后对武事的关切正是他少年爱武的发展。《年谱》载他26岁在京师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huáng jù）。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可以看出，此时他不仅从武艺层面上留心武事，而且从战略层面上留意武事了。这比起他15岁时出居庸逐胡儿骑射来说，在思想上确是一个跃进，现收录在吴光等人编校（jiào）的《王阳明全集》中的《武经七书评》，或许就是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从所评的情况看，确实有其超越古人的见解。这说明守仁学兵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其少年时喜爱习武的自然延伸。

守仁以后不仅热心于理论上探讨兵法，而且企图把它用于实践。《年谱》载守仁“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这虽然依然属于纸上练兵，但可以看出他的心思所在。而在他中进士，被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时，他就尝试以军事的方法管理工程建造，从而高质量地（de）完成了整个工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守仁没有少时练就的武功和以后的军事学基础，他日后又如何平定赣南之乱和宁王之叛!

守仁在少年时代，除了关注武事以外，还对所谓辞章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下过很大的功夫。古人所谓辞章，是指诗文。《汉书·蔡邕（yōng）传》载蔡“好辞章”，即是此意。我国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后，诗文是进士考试的重要科目，故士大夫之族，无不雅好诗文。守仁出身于一个诗书世家，耳濡（rú）目染，从小在诗文方面即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和天才。守仁11岁随祖父到京师，过金山寺，祖父与客酒酣（hān），拟赋诗，未成。守仁即从旁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淮扬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以一个11岁的小孩，能随口诵出如此顺畅的七绝，不能不使客人大为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守仁又随口应道:“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其诗思之敏捷，确实为数不多。

（第一章）五

对诗文的迷恋，构成守仁少年时代重要的生活内容。《年谱》载守仁随父在京时，在官署格竹子失败，“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22岁参加会试落第后，回余姚结诗社龙泉山寺。此时，曾任布政司的魏瀚致仕在家，魏瀚是守仁祖父的诗友，平时以雄才自放，却与守仁结成了忘年交，常相与登龙山对弈联句。凡守仁先得佳句，乃谢曰:“老夫当退数舍。” 守仁写于这一时期的《雪斋闲卧》说:“梦回双阙（què）曙光浮，懒卧茅斋且自由。巷僻料应无客到，景多唯拟作诗酬。千岩积素供开卷，叠嶂回溪好放舟。破虏玉关真细事，未将吾笔遂轻投。”可见作诗已成为他这一时期生活的重要内容。而破虏玉关，在他看来，与辞章比较起来，又变成小事了。无怪乎湛若水说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了。

守仁以后中进士，供职京师，对辞章的雅好依然如旧。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己未登进士，观政工部。与太原乔宇，广信汪俊，河南李梦阳、何景明，姑苏顾璘、徐祯卿，山东边贡诸公以才名争驰骋，学古诗文。”守仁所交往的这些人物，在当时都以诗词名著于世，特别是其中的李梦阳、何景明两人，主张文仿秦汉，诗宗盛唐，与边贡、徐祯卿并称为文坛四杰，又与康海、王九思、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并称为前七子。他们的诗文反对明初以李士奇为首的台阁体派，当时言诗者必称“何李”。守仁与他们“以才名争驰骋”，可见守仁在当时的诗名。

正德元年，守仁得罪刘瑾，被谪（zhé）龙场。他的诗友倪宗正作《送王阳明谪龙场》云:“一凤鸣初日，悠悠别上林；流离文士命，慷慨逐臣心。但得精神继，何忧瘴疠侵；风花长满月，应不废哦（é）吟（yín）。”显然倪宗正是以文士看守仁，并以“不废哦吟”相期望，可见守仁的诗文在当时的影响。

但是，守仁对诗文的兴趣后来越来越淡了。原因是他感到这只是一种虚文，无益于国计民生。他的学生王畿（jī）说:“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人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就论立言，亦须一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始是大丈夫所为，傍人门户，比量揣拟，皆小技也。”守仁的这一看法大概与汉杨雄的观点相类似。杨雄擅长汉赋，所作《长杨赋》《羽猎赋》名重于时，但他后来认为词赋不能经世致用，“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拋弃了词赋，转而研究经世之学。但守仁此后并没有抛弃辞章，他不过是不把它作为自己的正业。他在此后的生涯中，哪怕是在戎马倥偬（kǒng zǒng）中，都没有废弃诗文，而是每有所感，即形诸于诗。现在我们读守仁的诗集，即可看出他的生平大略。守仁的诗，自然、圆融、晓畅、工整，又意境高远，特别是晚年的诗，包括他的哲理诗，几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成就决不在“何李”之下。只是他在哲学上的盛名，掩盖了他在诗文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