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身后际遇 守仁忠诚国事，死于征途，这种情况很像东汉的马伏波，也像蜀汉的诸葛亮，他生前也常以伏波与孔明自况。但是，由于当路对他的嫉恨，在他死后，却又一次遭到……
十、身后际遇
守仁忠诚国事，死于征途，这种情况很像东汉的马伏波，也像蜀汉的诸葛亮，他生前也常以伏波与孔明自况。但是，由于当路对他的嫉恨，在他死后，却又一次遭到诽谤。时任吏部尚书的桂萼本来就嫉恨守仁，此次守仁死信传到京师，即奏其擅离职守。其上言云：“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但讨捕贼，擒获叛藩，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1]而糊涂的明世宗，竟然轻信桂萼等人的胡言，下诏停世袭，一应恤典俱不行，且禁伪学。由是守仁的学说，与朱学在宋宁宗朝的遭遇一样，被朝廷明令宣布为伪学而加以禁止。《世宗实录》九八卷载世宗下谕：“功疑惟重，姑不得究，所封伯爵，系先朝信会，许终其身，身后恤典，俱为停革。其学术令都察院通禁约，不许踵袭邪说，以坏人心。”
守仁的家亦受到骚扰。《年谱附录》云：“先是师殡在堂，有忌者行潜于朝，革锡典世爵。有司默承风旨媒孽，其家乡之恶少逐相煽，欲以鱼肉其子弟。胤子正亿方四龄，与继子正宪离仳窜逐，荡析厥居。明年夏，门人大学士方献夫署吏部，择刑部员外郎王臣升浙江佥事，分巡浙东，经纪其家，奸党稍阻。”[2]对守仁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的门生以及有正义感的士大夫都感到非常不平。浙江提学佥事徐阶说：“自古君子为小人所诬者多矣，要其终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士大夫髙者谈玄理，其次为柔愿，下者直以贪黩奔竞，谋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为国家平定大乱，而以忌厚诬之，其势不尽驱士类入于三者之途不止。凡为治，不患无事功，患无赏罪。议论者，赏罚所从出也。今天渐以多事，庶几得人焉驰驱其间，而平时所谓议论者如此，虽在上智，不以赏罚为劝惩，彼其激励中才之具不已疏乎？此予所深慨也。”[3]他们或相期集会，讲论师说；或于各地建祠堂书院，颂扬师德；或刻守仁文录，传播师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嘉靖九年五月，门人薛侃在天真山建精舍，祀守仁。十一年正月，门人方献夫会同门四十余人于京师，聚于庆寿山房讲论师说。十二年癸巳，门人欧阳德合门人于南畿讲论师说。十三年正月，门人邹守益在安福建复古书院。三月，门人李遂在衢麓建讲舍。五月，巡按贵州监察御史王杏在贵阳建王公祠。十四年乙未，钱德洪等人在姑苏刻守仁文录。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张景、提学佥事徐阶重修天真精舍。十六年十月，门人周汝员在越建新建伯祠。十一月，佥事沈谧在文湖建书院。十七年戊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傅凤翔在龙山建阳明祠。十八年己亥，江西提学副使徐阶在洪都建仰止祠，吉安士民在庐陵建报功祠。十九年庚子，门人周桐、应典在寿岩建书院。二十一年，门人范引年在青田建混元书院。二十三年甲辰，门人徐珊在辰州建虎溪精舍。二十七年八月，万安门人在万安白云山麓建云兴书院。九月，门人陈大伦在韶关建明经书院。2二十九年正月，吏部主事史际在溧阳建嘉义书院。三十年辛亥，巡按贵州监察御史赵锦在龙场建阳明祠。三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赣都御史张烜在赣州郁孤山和南安建复阳明王公祠。三十二年癸丑，江西佥事沈谧在信丰县修复阳明王公祠，三月在南康改建王公祠。六月，崇义知县王廷耀重修阳明王公祠。三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闾东、宁国知府刘起宗在水西建水西书院。三十四年乙卯，欧阳德改建天真仰止祠。三十五年二月，提学御史赵镗在广德修建复初书院，等等。要之，在世宗嘉靖三四十年间，阳明祠、阳明书院遍布整个南中国，特别是在他生活和活动过的浙江、江西、广西等地。毛大可《王文成传本》引《勋贤祠志》云：“书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守仁门人和朋友、信奉者的这些活动，早已打破了朝廷的学禁，极大地扩大了守仁思想的影响。
明穆宗隆庆元年五月，朝廷“诏病故大臣有应得恤典赠谥而未得者，许部院科道官议奏定夺”。于是给事中辛自修、岑用宾、御史王好问、耿定向等共同上疏，请为守仁恤典，经吏部礼部会议，认为“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珰，甘受炎荒之谪。建台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亲收社稷之功。伟节奇勋，久见推于舆论，封盟锡典，岂宜遽夺于身终？”疏上，诏赠新建侯，谥文成。穆宗的制书云：尔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维岳降灵，自天佑命。爰从弱冠，屹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独夺乾坤正论。身濒危而志愈壮；道处困而造弥深。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蕴蓄既宏，猷为丕著；遗艰投大，随试皆宜；戡乱解纷，无施勿效。闽粤之箐巢尽扫，而擒纵如神；东南之黎庶举安，而文武足宪。爰及逆藩称乱，尤资仗钺渊谋。旋凯奏功，速于吴、楚之三月；出奇决胜，迈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伟勋，申盟带砺之异数。既复抚夷两广，旋至格苗七旬。谤起功高，赏移罚重；爰遵遗诏，兼采公评，续相国之生封；时庸旌伐，追曲江之殊恤，庶以酬劳。兹赠为新建侯，谥文成，锡之诰命。[1]
又过了 17 年，至神宗万历十二年，廷臣建议以王守仁、陈献章从祀孔子庙庭。下九卿、科道官讨论。大学士申时行等上疏说：“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日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锢，久矣！今诚祀守仁、献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实学之自得，而不专于见闻。斯于圣化，岂不大有裨乎！”[2]于是，得神宗的批准，以守仁、陈献章与胡居仁、薛瑄同祀孔子庙庭。此时离守仁之死，已有 56 年了。当守仁在世宗之世遭诽谤时，湛若水为守仁辩诬说：“若夫百年之后，忌妒者尽死，天理在人心者复明，则公论定矣。”[3]在守仁死了 56 年后，明廷对守仁总算有了公论。守仁的著作，有《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等。《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同徐爱讲论《大学》宗旨，为门人徐爱、陆澄、薛侃所辑。正德十三年（1518 年）由薛侃初刻于江西赣州。中卷是与友人论学书，由门人南大吉所辑，后经钱德洪改编，嘉靖三年（1524 年）由南大吉初刻于绍兴。下卷是与门人的谈话，由门人采集，钱德洪编订，其主要部分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刻于宁国水西精舍。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胡宗宪刻《传习录》，首次《文录》有正录五卷、外集九卷、别录十卷，为钱德洪编订。正录纯是讲学明道之文；外集为诗赋及其它文章；别录为疏奏和公文。《文录》初由邹守益于嘉靖元年四月刻于广德，后经钱德洪搜集扩充，正式分为正录、外集与别录三个部分，由闻人诠于嘉靖十四年刻于苏州。
嘉靖三十六年，又由唐尧臣重刻于杭州。《文录续编》为钱德洪所编，内容包括《文录》编刻以后新收集到的遗文。有作于弘治初的《上国游》，成书于嘉靖六年的《大学问》，写于正德三年的《五经臆说》，以及部分序、书、记、疏等。于嘉靖四十五年，为嘉兴知府徐必达所刻。隆庆六年，侍御谢廷杰汇集守仁以上著作，并汇同钱德洪所编的阳明先生年谱及王正亿编辑的世德纪及守仁友人所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行状、祭文等，名为《王文成公全书》，编为38 卷，予以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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