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评传第二章：王学的形成（1）救治当世学术流弊的需要

守仁建立的心学思想体系，后人称之为王学。这一王学思想体系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这是研究王学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本书在具体地解剖王学思想体系的结构以前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一、救治当世学术流弊的需要 一种理论的产生，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其时代和社会的条件和理论渊源。

王学的形成，首先是守仁对当世学术流弊深切反思的结果。所谓当世学术流弊，并不是如有的学者所指的那样，是居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在体系上存在的矛盾，也不是指程朱理学本身的不完善。体系上的矛盾，古今学术思想往往在所难免，至于不完善，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理论体系是完善的，学术体系上的矛盾，可以由后学加以克服，不完善处也可以由后学加以完善。 古今学术的发展、从来就是如此。 所谓当世学术的流弊， 首先是指程朱理学的日渐虚伪，这是一种处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学术， 为时既久， 所必然要发生和不可避免的。 朱子之学， 在他生前，由于政敌韩侂胄（tuō zhòu）的压制． 一度被朝廷定为伪学而加以禁止。 但自韩侂胄死后， 伪学的禁令很快就松弛下来， 以后朱熹被谥为文， 追封徽国公， 宋理宗淳佑元年0241年）， 又以朱熹并周、 张、 二程 “从祀孔子庙庭”自此，朱学被视为儒学的正统，在思想界居于支配地位， 明承宋元，亦以朱学为官学口，陈鼎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 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 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 孔孟之书不读，非濂、 洛、 关、 闽之学不讲。 成祖文 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五经、 四书， 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饶州儒士朱季友，诣阙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 上览而怒曰：此德之贼也。 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曰：无误后人。 在明代，科举考试必以四书五经为 内容， 而四书的解释， 又以朱注的《四书集注》为准则。 这 样，朱子之学就紧紧地和利禄结合在一起 。 大凡一种学术思想， 与一代的利禄相结合而成为统治思 想， 这是它的幸运， 因为这样它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流播而 兴盛。 但也是它的不幸因为从此它就可能被虚伪化， 从而 失去原有的青春活力。 在先秦时代， 儒墨道法诸家虽然影响 有大有小，势力各不相同，但在地位上是平等的， 没有哪一 家被统治者定于一尊。 儒倡仁义， 道贵自然， 墨崇兼爱，法尚法术。 信奉仁义者就说仁义， 不信者可以贵自然， 可以崇兼爱， 可以尚法术。 不必心不信仁义而嘴上言仁义，行不履 仁义而口中谈仁义， 表现了言行和口心的一致。 但是，自从儒学被定于一尊， 与利禄相结合以后， 学术形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士人们为着做官， 谋取利禄， 行不为仁义者却要 言说仁义，心不尚道德者却要口说道德，渐渍以年， 儒学就 不可避免地虚伪化。 这种情况， 在历朝的中后期，都表现得 相当明显。 在中国古代， 道家当然也有被虚伪化的时候。 例如唐代 隐居终南山的隐士， 就是身在山林， 心向魏阙， 但是与儒学 比较起来， 道家的虚伪化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它是 与利禄分开的。 在本质上，道学是避世者的世界观， 古代佛 家的学说，也有被虚伪化的时候， 如在隋唐发展到鼎盛的时候， 当时的士人， 也有以入佛作为踏人仕途手段的。 他们其实并不信佛， 只是把皈依佛门作为博取虚声的手段，或在佛教界捞取利禄。但在总体上，佛教的虚伪化也不像儒学那样 突出， 因为它是与利禄分离的， 在根本上， 它是出世者的世界观。 儒家当然也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历代的儒学思想家，都特别尊崇信，儒学五常之道就有一个 “信”．同时从 孔子开始，也都无不突出君子求诸己而不求诸人， 强调力行 和践履． 可以说， 在中国古代， 没有哪一个学派比儒学更直视信和行的问题。 但是， 对 “信” 和 “行“ 依然有一个信不信、 行不行的问题。强调信， 并不意味着就解决了虚伪的问 题；强调行， 也不等于就解决了言而不行的问题。 因为这种虚伪的弊病，并不是理论上对信和行强调不够所带来的，而是由它居于统治思想地位本身决定的。 因此一种学术一旦居为统治思想，它的虚伪化的命运就是不可避免的。

宋明以来，朱学的发展轨迹就是如此。 守仁曾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代儒学即朱学的虚伪化：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 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 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 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 而内以行其自 私自利之实， 诡辞以阿俗，矫行以于誉， 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jié]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 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 妒贤忌能 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 陵相贼， 自其一家骨肉之亲， 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 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籍籍， 而祸乱相寻 于无穷矣。 又说： 盖王道息而伯术行， 功利之徒外假夭理之近似以济其私， 而以欺于人， 曰： 天理固如是， 不知既无其心矣， 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自是而后，析 心与理而为二， 而精一之学亡。 世儒之支离，外索 于形名器数之末， 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 而不知吾心即物理， 初无假于外也。 还说： 惟世之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而相讲究， 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实， 与其平日家庭之间所以训督期望共子孙者，则又未尝不汲汲焉惟功利之为务， 而所谓圣贤之学者， 则徒以资其谈论， 粉饰文具于 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遠其后世，功利之说日侵以盛， 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 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 相规以伪， 相轧 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 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 之学。 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 呜呼其难哉！ 从守仁的这些话里， 我们不难看到明代的儒学即程朱理学巳经完全流于虚伪，士大夫之属讲的是仁义道德、忠信孝涕，而 求的是声色利禄、 富贵权势， 诚如世人所言， 满嘴的仁义道 德， 满肚子的男盗女娼。 同时，我们也不难深切地感到守仁 对这些 “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外假天 理之近似以济其私” 的深恶痛绝。 自然他不知道这是由 朱学处子统治地位， 与利禄结合之后的必然结果。 他只把它视为士大夫之属个人道德的沦丧和良知的失落。 为了对治这一流弊，他必须唤起人们的良知，特别是士大夫之属的良知！ 其次， 是程朱理学的知识化和支离化。 其实， 一种学术居于统治地位，当其被虚伪化的同时，也必然要被知识化、支 离化。本来，儒学是一伦理和道德学，仁义道德，忠信孝梯， 所重者在行而不在言， 在践履而不在知识。 但是科举取士却以言不以行， 以辞章而不以践履， 如此， 儒学就势必被知识 化、 支离化， 这是理有固然、 势所必至的。 程朱理学自宋以 来，经元而至明，亦不能逃脱这一被知识化、支离化的命运。 守仁就极其痛心地指出这种流弊： 世之学者， 章绘句琢以夸俗， 诡gui心色取，相饰以伪， 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 非复人之所可为， 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 今之所大患者， 岂丰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 无亦言之大详， 析之太精者之过与！ 然自科举之业盛， 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 而功 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 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 世之学者， 业辞章， 习训诂， 工技艺， 探颐而索隐，弊精极力，勤苦终身，非无所谓深造之者，然亦辞章而巳耳， 训沽而巳耳，技艺而已耳 。非所以深造于道也， 则亦外物而已耳，宁有所谓自得逢原者哉！ 后世大患， 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 不自知觉。 是故以之为子， 则非孝， 以之为臣，则 非忠。 流毒扇祸， 生民之乱， 尚未知所抵极。

守仁的这些话，揭露的就是朱学已沦为知识和支离。对于这 种流弊，如同对虚伪化一样，他也是深恶痛绝的。守仁认为费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3闻见之博, 适以肆其辩；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所以古代皋、夔、稷、 契诸圣贤所不能兼之事，今天的初学小生都想要通其说，究 其术。而动不动就说自己要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 在，无不是济其私而满其欲。他意识到朱学被知识化、支离 化，是与它被虚伪化紧相联系的。自然，他也不知道这是一 种学术思想一旦居于统治地位势所必至的。他只把它看成士 大夫之属的个人学风不正！他只想以简易直截的致良知之教 去对治这一专事辞章记诵的不正学风。 应该说，守仁对当时学术流弊的揭露是真切、中肯的。对 于儒学和利禄结合而造成的这种虚伪化和知识化的弊病，陆 九渊早就有所觉察。陆氏曾指出，科举取士自实行以来，虽然有其功绩， 今之士人亦不能舍此而别寻出路， 但它造成士 人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虽读圣贤之书，从事懦者事业，而 其志之所向，则往往在功名利禄，而与圣贤相背离。如此，又 怎么可能为国事克尽职责，以不辜负于朝廷的任使？他说: “今人只读书便是利，为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 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又说：“子亦见今之 读书读经者乎？历叙数十家之旨而以己见终之。开辟反复，自 谓究竟精微，然试探其实，因未之得也，则何益哉?”陆氏 的这些话，批判的就是当世士人把儒学虚伪化，变成自己谋 取利禄的敲门砖，把儒学知识化，把富于实践性的道德学变 成一门精微的学问和知识。针对这一学术流弊，陆氏专以简 易诲人，而讥笑朱熹的道问学为支离，尝作诗云：“易简功夫 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 今，陆氏所以一再强调尊德性，“先立乎其大者，原因就 在他要矫正当代的虚伪化、知识化的弊病。人们普遍地认为 陆氏反对读书，其实他又何尝反对读书，他只认为读书首先 要心地洁净，否则就是“假寇兵，资盗粮”。陆氏的心学，在 根本上就是唤起士人的良知，博学、审冋、慎思、明辨而笃 行之，以便“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 计”。陆氏的这些思想，与王学是同条共贯的。 为救当世学术的流弊，守仁创为知行合一说，揭致良知之教，又旁注《大学》古本,编定《朱子晚年定论》。可以说. 王学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对治朱学流播中的这神种弊病,这 一点，许多后学都已看到。部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云: “自宋世理学昌明，程朱大儒择精语详，有国者至以五经、四 书制科取士，可谓盛矣°然人人崇用朱传，而不知反验之身 心，口之所能言、笔之所能书顾茫然也。先生思振其衰弊，以 为人皆可尧舜，独持此不学不恵之良知。而作圣之功，不废 学虑。後提之不学不虑，与圣人之不思不勉本体同，而求端 用力在于致。”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云：”其后剖析愈 精，考拟愈繁，著述愈富，而支离愈甚，间有觉其非而欲挽 焉，则又未能尽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阳明先生既然深探其 统，历艰履险，磨瑕去垢，独提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 谤而不自恤也.”胡宗宪《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序》云:明兴 百有余年，文教虽盛而流弊亦浸以滋，先生亦不得已而揭 ‘致良知’一语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无非发明孔门 致知之教，而羽翼斯道之传，他们的这些话，都指明王学 的兴起，完全是为对治当世学术流弊的。 为救当世朱学的流弊，守仁不能不与朱子办交涉，争讼 诉，他也和孟子批杨墨、韩子批佛氏一样，一再申明自己有 不得不然的苦心。其《答罗整庵少宰书》云：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 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 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 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 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 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干未坏 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干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 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 ”呜呼！若某者其 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 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 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 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为救当世朱学之弊，守仁无疑是以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氏 自况的。他其实也确实像孟子和韩子，道以自任，为对治当 世的学术之弊，倡为新说而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是世有 朱学之弊而王学兴，逮及守仁死后，又有王学之弊而朱学复 起，文质相救，天道好还，这一点，恐怕是守仁生前所没有 料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