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根溯源,应该说,王学源于孟学。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以仁为主,以礼为輔,仁礼结合的儒学思想体系。此后,孟子和荀子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孔学。孟子对孔子学说最大的……
如果追根溯源,应该说,王学源于孟学。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以仁为主,以礼为輔,仁礼结合的儒学思想体系。此后,孟子和荀子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孔学。孟子对孔子学说最大的发展,在于他为孔学提供了一个性善说的理论依据。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都为人性所固有,面不是外界所注入,他把它称为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受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①自然,这一与生而来的良知良能,在其发端处,只是一种萌芽,些许善端,即恻隐、羞恶、恭敬、 是非之心。如果这些善端得以扩充和生长,就成仁义礼智四德。故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② 正是在这一性善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著名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他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其原始之点是很细微的。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在于君子扩充了四端,面小人失去了四端。所以究竟是君子还 是小人,只在自己能否尽心。依其可能而言,人人都可以成 为像尧舜这样的圣人。
因此,人生修养最为重要的是存心养 性。“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 ‘操则存,舍则亡,出人无时,其知其乡。’惟心之谓与?”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孟子对告子义外说的批判。告子认为仁虽内在于心,而义却外在于心。这也就是说,尊卑长幼之序,敬长爱幼之理,是社会习俗所定,而并非人心所固有。孟子则认为,长幼之序,爱敬之理,依然在内而不在外,由心而不由俗。正如冬天饮汤,夏天饮水,不是由汤水决定,而是由自己的需要决定的一样。
这样,他就把仁义道德纳于人性之中,为心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心学理论,都是遵循着孟子的这一理论路向发展的。守仁的致良知说,从根本上说,即上承孟子这一理论而来。王学“良知”这一核心范畴,亦是上承孟子而来。守仁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②守仁的这些话,如果放在孟子书中, 也是融洽无间的。 与孟子反对义外说一样,守仁特别反对外心求理、外心求善。他说:“孝之理果在于吾之心耶?抑果在于亲之身耶? 假如果在于亲之身,而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理与?见孺子入井,必有侧隐之理,是侧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与?抑在于吾身之良知与? ……“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 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即是说,忠孝仁信之理,都是良知的表现和发用,故求至善之理,只在自身而不在外物。 他批评朱子“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就是孟子所批评的告子义外之说:“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 “夫析心与理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①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学受孟子思想影响之深。 对于守仁来说,他是自觉地以继承光大孟子思想自任的, 而不是与孟子思想的暗合。《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云:“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余,求诸孔子、子思、孟轲之言,而恍若有见,其非守仁之能也。”他把自己的理论创见,不归于己而归之于孔子和思孟。
《别湛甘泉序》云:“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洋,道益晦;……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 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远,虽已无俟于言,顾复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②
可见,他是自觉地以阐明孟学为己任的。因此,《王文成公全书》随处都洋溢着孟学的气息。当然,王学不是孟学的重复,孟子不谈知行关系,而守仁倡知行合一;孟子言良知,守仁主致良知;孟子的良知说归子存心养性,而守仁的致良知则在明体达用,如此等等。 即使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后学不同于前贤,原本是不奇怪的。 在古代,不少学者都看到王学和孟学的联系。嘉靖八年, 黄绾上疏论守仁之学云:“其学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实本先民之言,盖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 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孔门之正传也,可以终废其学乎?”又说:“阳明先生夙负豪杰之资,始随世俗学文, 出入儒老释之间,中更窜谪流离之变,乃笃志为学,久之深有省于孟子’良知’之说,大学’亲民’之旨,反身而求于道,充乎其自得也。”宗羲说;“试以孔盂之言证之,致吾良知于事物,事物皆得其理,非所谓人能弘道乎?若在事物, 则是道能弘人矣。
吿子之外义,岂灭义而不顾乎?亦于事物之间求其义而合之,正如世儒之所谓穷理也。孟子胡以不许之,而四端必同之心哉!嗟乎,糠秕迷目,四方易位,而后先生可疑也。”黄绾、黄宗羲的这些论述,都指明王学与孟学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王学和孟学的这一联系,不是个 别字句、个别命题的联系,而是思想体系上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王学,即明代中期后的孟氏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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