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2022年0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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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郑朝朔[2]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郑朝朔[2]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

所以有学问思辩[3]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辩?惟于温

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辩之功,

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

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4]、惟贤[5]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通‘悌’)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

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

好好色’‘如恶恶臭’[6]。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

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

[1] 《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即冬天温被,夏天扇席,晚上侍候睡

定,早晨前往请安。表示侍奉父母无微不至。

[2] 郑朝朔,名一初,广东揭阳人,王阳明任吏部主事时,朝朔为御史,曾向王阳明问学。

[3]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辩”通“辨”。

[4] 宗贤:黄绾(

1477-1551 年),字宗贤,号久庵,浙江黄岩人。明朝正德五年入王阳明门下。但晚年对程

朱理学、陆王心学均有所批判,倡导经世之学。

[5] 惟贤:顾应祥(

1483-1565 年),字惟贤,号箬溪,浙江长兴人,王阳明的学生。

[6]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

知孝、某人知弟(通‘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

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

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

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

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

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

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

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

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

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

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

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

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

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

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1],思之终

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

一’,《论语》之‘博约’[2],《孟子》之‘尽心知性’[3],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4]。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

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

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

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

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

[1] 朱熹《大学章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朱熹将“格物”理解为

即物而穷理,即在事物上探究道理。而王阳明将“格”理解为正,“格物”之义便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

与朱子之说大相径庭。参见第七条。

[2] 《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即通过泛观博览扩充知识,“约”即通过礼的作

用使行为有所节制。

[3] 《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4] 子夏,姓卜,名商。曾子,名参,字子舆。二人均为孔子学生。

10事[1]。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

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

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

已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

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

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

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

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

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

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

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

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

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

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通‘悌’),见孺

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

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

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2],

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

[1] “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语出《孟子·尽心上》。“生知安行”“学

知利行”“困知勉行”,语出《中庸》。

[2] “文”,本义是文饰,后引申为礼在社会教化中所起到的作用。

1112

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

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

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

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一〇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

[1],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

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

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

欲又从而听命者?”

一一

爱问文中子[2]、韩退之[3]。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

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4]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

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

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5],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6]之属,

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

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

[1] 朱熹《中庸章句·序》:“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道心即是合乎天理的心,而人心

即是私欲的心。

[2] 文中子:王通(

584-618 年),字仲淹,号文中子,隋朝思想家、教育家,曾仿照《春秋》《论语》著《元

经》《中说》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

[3] 韩退之:韩愈(

768-824 年),字退之,中唐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为古文运动领袖,倡导儒学,排斥佛、

老。

[4] 《六经》:《诗经》《尚书》《礼经》《易经》《乐经》与《春秋》,相传由孔子晚年删定。

[5] 伏羲:三皇之一,相传是八卦的发明者。周文王则于被纣王幽禁期间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并写作卦辞;其

子周公旦则根据前人所著,写作爻辞。

[6] 《连山》:相传为夏代的《易》,以艮卦为首。《归藏》:相传为商代的《易》,以坤为首。《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1]以后,《诗》自《二南》[2]

以降,如《九丘》《八索》[3],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

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

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

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

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4],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

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

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

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

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

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

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5],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

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

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

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

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

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6]。

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7]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通‘霸’)者的

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

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1] 《典》《谟》:指《尚书》中的“二典三谟”,即《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

[2] 《二南》:指《诗经》中的《周南》《召南》诸篇。

[3] 《九丘》《八索》:传说中的古书名。孔安国《古文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

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4] 始皇焚书: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毁除《秦纪》以外的列国

史书,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焚毁,私议《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

秦始皇因此获罪于天下士人。

[5] 《左传》:即《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战国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以解释《春秋经》。因其于史实所

述详尽,故徐爱认为要理解《春秋经》,需要参考《左传》。

[6] 语出《论语·阳货》。

[7] 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桓,即齐桓公;文,即晋文公。两人均为春秋时期的霸主,推行霸道,而与孟

子所倡之王道仁者不合。

13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1]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2]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

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3](通‘霸’)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

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4],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

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5]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

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

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6],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

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

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通‘霸’)者以下事业。后世

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通‘霸’)术。”

一二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

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一三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

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

一四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

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1] 语出《论语·卫灵公》。阙文,古时史官记史,遇到有疑问的地方便缺而不记,就叫作“阙文”。

[2] 语出《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中一篇,记载武王灭商后与大臣商议如何治理商地之事。

[3] 五伯:指春秋五霸,按《孟子》与《史记》说法,即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

[4] 羲黄之世:伏羲与黄帝的时代,即上古时代。

[5] 《三坟》:相传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

[6] 三王:即夏禹、商汤、周文王。

14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

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

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

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

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

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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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1日 下午12:19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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